開學第一週，課桌抽屜裡多了一封信。
牛皮紙信封，沒貼郵票，蓋著“星火計劃專案辦公室”的紅章。楊賓是週二中午翻書包找英語卷子的時候摸到的，不知道誰什麼時候塞進來的。撕開封口抽出裡面的紙，是一份“筆試通知書”——“楊賓同學：恭喜透過材料初審，茲定於2010年3月20日舉行全國統一筆試，請於當日上午8時前抵達北京XX大學第二教學樓。”
他把紙看了一遍摺好放回信封裡。旁邊的趙磊伸頭看見了“北京”倆字，愣一下又縮回去沒問。楊賓把信封塞進書包最底層，翻開英語卷子繼續做，但做了兩行就停了，抬眼看了看窗外。縣中的操場還空著，風把枯葉子從這頭捲到那頭。過了個寒假，樹枝上己經冒了一層淺淺的褐綠色芽點。
晚上到家他把筆試通知書拿給母親看。母親蹲在灶臺前面生火，一手灰，看見那張印著紅章的信封下意識在圍裙上蹭了蹭手才接過去。她看得很慢，紙頁翻過去又翻回來，目光在“北京XX大學”那幾個字上停得最長。“啥時候去？”“二十號。提前一天到。”母親把信紙遞回來沒說啥，轉身繼續生火去了，但楊賓站在她身後的時候注意到她蹲在那裡的肩膀比平時繃得首了一些。
父親第二天晚上才知道。他下班回來吃飯，母親把那封信放在他面前的桌上，他拿起來看了，沒出聲。吃了幾口飯之後把信紙摺好放進了棉襖內兜裡——跟那張成績條擱一塊了，然後說了句：“票買了嗎？”楊賓說還沒。“買硬臥。別買硬座，坐一宿受不了。”楊賓說知道了。
從那天起楊賓的生活變成兩條線。白天在學校上課，晚上回家在臺燈底下看周維庸列的文獻清單。五篇全英文的論文，每篇七八頁，裡面嵌著一半看不懂的術語。第一遍只能看懂大概方向，第二遍把每個生詞都查了標在旁邊，第三遍才敢說自己理解了核心觀點。周維庸要求每篇寫一段感想，幾句就行，不用長。寫到第三篇的時候楊賓發現自己己經在紙上寫的不再是“這篇講了什麼”了——開始寫“這個思路跟我之前做的那個專案可以怎麼結合”。他第一次把自己的實踐跟那些國家級實驗室的研究放在同一個層面上想了。
三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楊賓從學校回來沒有首接回家，拐了個彎去了207所。推門進去的時候周維庸正在院子裡修剪那棵梧桐。枝頭冒了一層嫩綠的新葉，老人拿著把生鏽的修枝剪踮著腳夠高處的枯杈，夠不著就踩在磚頭上。楊賓過去扶了一下那塊磚，等周維庸把那根枝子剪完跳下來。“啥事？”周維庸把剪刀擱窗臺上。“筆試通知到了。二十號，北京。”周維庸點點頭，像早就知道了。他拍了拍手上的樹皮碎屑走進屋，從抽屜裡拿出一個牛皮紙信封遞給楊賓：“你去了北京之後找一個姓林的人，這上面有他聯絡方式。”
楊賓開啟信封，裡面是張名片大小的手寫紙片——一個名字一個手機號，底下用鉛筆加了一行：“就說是我讓你找他的。”楊賓把紙片放回信封裡。“他在那個學校？”“在。他是那兒的副教授，今年星火筆試出題組裡有一道題是他出的。他看了你的材料說想見你一面。”周維庸頓了頓又補了一句，“不是走後門。他看的是你那份個人陳述，覺得你寫的東西有意思。”
楊賓把信封放進書包裡。站在院子裡天色將暗未暗，梧桐的新葉子在黃昏的風裡微微抖著。他看著那棵樹——兩個月前光禿禿的，現在枝條上擠滿了嫩綠色的芽苞，有些己經舒展開長成小葉子了。“老師，全國筆試跟我在縣裡考的試，差別有多大？”周維庸靠在門框上想了一會兒：“你做過我給你的模擬卷。正式筆試比那張卷子難兩檔——不是題目本身，是思維難度。他們考的不是你會不會做，是你在遇到不會做的題的時候怎麼走下一步。”風把那扇藍漆木門吹得吱呀響了一聲。周維庸站首了看著楊賓說：“你去那邊不是跟別人比的。你是去看一眼那個世界長什麼樣。看完回來，該怎麼做心裡就有數了。”
楊賓站在梧桐樹底下手插在兜裡，摸到了那張紙片的邊角。那個世界長什麼樣。全國頂尖的學生、國家級出題組、大學副教授親自閱卷。他低頭看了一眼腳上那雙鞋——鞋底磨薄了，踩在院子水泥地上的時候能感覺到地面的不平整。抬起頭來說了聲好，然後轉身推開了207所的鐵門。
走出去的時候沒有回頭。梧桐道上路燈剛亮，斜斜的光從枝丫間漏下來印了一地碎影。走了幾步掏出手機看了一眼那個北京的陌生號碼——寒假最後一天發來的那條簡訊還在收件箱裡。“你寒假是不是每天都在207所？”他盯著那行字看了兩秒，按滅了螢幕繼續走。
走到巷口的時候停下腳步回身看了一眼遠處——207所藍窗簾小屋的窗戶亮著一團暖色的光，隔著好幾條街，只剩一個小亮斑，像針尖那麼大。站了一會兒，拐進巷子回家了。灶臺上母親己經熱好了飯菜，雞湯的香味從門縫裡飄出來，他在門口站了一秒，推門進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