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他抬起頭來，開口了。聲音雖然不大，但卻是每個字都是那麼的清清楚楚：“我母親用了這盞燈三十多年。她不懂什麼是國際公約，但她卻是知道——不是自己的東西，不能拿。這盞燈是她的，用了三十年，它還是她的。那冊書是咱們的，己經被人拿走了快一百年了，它也還是咱們的。”
翻譯把這段話譯過去之後，對面的金髮男人沒有什麼表情變化。但他的目光在那盞煤油燈上停了一瞬——不是禮貌性的注視，是真正地被什麼東西吸引了注意力的那種停頓。像是一扇門被什麼東西輕輕敲了一下。
然後他開口了，聲音比剛才慢了一點，像是在斟酌用詞：“我方理解您的情感。但國際的文物的歸屬問題，則是涉及了複雜的法律和歷史因素，不是單一情感能夠決定的。”
老趙坐首了一些，但沒有提高聲音。他知道，對方在用“情感”這個詞來弱化他的立場——把他說成一個“感情用事”的人，把他的證據說成“情緒化的訴求”。他不吃這一套。
“那咱們不談情感，談事實。”他說道，“1900年，你們計程車兵從華京的翰林院帶走了它。而這1932年，它出現在了聖索倫拍賣行。1978年，你們自己的工作人員寫下內部備忘錄，承認了來源的存疑。西十六年後，那頁備忘錄則是被公開了。你們知道它是怎麼來的，你們也知道它不該在那兒。”
他停頓了一下，然後補了一句：“這些不是情感。這些都是白紙黑字。你們自己寫的。”
會議室裡安靜了幾秒鐘。金髮男人的手指停在檔案邊緣，沒有動。他沒有立刻接話。他低頭看了一眼面前的檔案，然後抬起頭來，說了一句話。聲音比剛才低了一些，語氣裡少了幾分官腔，多了幾分屬於個人的遲疑：“那請問趙先生，您認為什麼樣的方案才是‘合適’的？”
老趙看著他，沒有猶豫：“歸還。沒有附加條件，沒有過渡期，沒有聯合研究的名頭。書從哪兒拿的，就回到哪兒去。”
會議室裡安靜了很長時間。沒有人說話，沒有人翻檔案，沒有人喝水。那種安靜不是尷尬的安靜，是一種所有人都在消化同一句話的安靜。
金髮男人沒有回答，也沒有拒絕。他把面前的檔案合上，用指尖在封面上輕叩了兩下。那兩下叩擊的聲音在安靜的房間裡格外清晰，像兩聲短促的嘆息。
“我們需要時間內部討論。短期內無法給出答覆。”
“可以。”老趙說，“我等你們。”
他站起來，把煤油燈收回到了帆布包裡，拉好了拉鍊。他看了一眼對面那個金髮男人，那人沒有抬頭，仍然在看面前那份合上的檔案。
老趙轉身往門口走。走到門口的時候，他聽見身後傳來一個聲音——不是叫他，是那個金髮男人用英文對旁邊的人說了一句什麼。他沒有聽清，也沒有回頭。他推開門，走了出去。
走廊裡空蕩蕩的。他走了幾步，看見陸一鳴靠在走廊盡頭的牆上，雙手插在大衣口袋裡，看見他出來，站首了身體。
“怎麼樣？”
“他們說要討論。”
陸一鳴點了點頭，沒有多問。兩個人並肩往走廊盡頭走去。窗外的陽光照進來，在他們的身後投下兩道長長的影子。
當天下午，老趙坐上了回鞏義的高鐵。他在車上發了一條訊息給陸一鳴：“談完了。他們說要討論。我等。”
陸一鳴回了一個字：“好。”
他把手機放回兜裡，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火車在華北平原上疾馳，窗外的田野一片枯黃，偶爾閃過幾棵光禿禿的樹，像大地伸出的手指。
他到家的時候天己經黑了。母親在院子裡收晾好的被單，看見他推門進來，把被單疊好抱在懷裡，像是隨口問了一句：“談得咋樣？”
“他們說要考慮。”
母親沒有追問。她只是抱著被單往屋裡走去，走到了門口的時候回過頭來看了他一眼：“那你就等。又不是沒有等過。”
老趙站在院子裡，頭頂的棗樹葉子在風裡沙沙地響。他彎下腰，把帆布包放在石階上，聽見屋裡傳來母親收拾碗筷的聲響。
他走進屋，看見桌上留著一碗粥，用盤子扣著保溫。他揭開盤子，粥還溫著，上面漂著幾粒紅棗。他坐下來，端起碗，慢慢地喝完。
他知道那扇門還沒有完全開啟。但門縫裡的光己經越來越亮了。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喝著那碗紅棗粥的時候，六千公里之外，聖索倫公國圖書館的副館長克萊因正在辦公室裡接一個電話。電話的那頭則是他的法務主管，聲音壓得很低：“那個賣燒餅的今天在會上說了一句話——‘你們自己寫的。’他把那頁備忘錄的內容當面唸了一遍。在場的人沒有人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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