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第一執政作為國家的最高決策者，會對這些議題進行審慎的考量與批准。他的決策不僅基於議題本身的緊迫性和重要性，還會綜合考慮國家的整體利益。長遠發展以及民眾的福祉。
一旦安德魯執政官批准了這些議題，它們便會被正式交付給全體參政官進行集體討論。
在這一環節中，參政官們會圍繞議題展開熱烈的討論，各抒己見，充分發揚民主精神。透過深入的交流與辯論，參政官們力求達成共識，形成統一而明智的決策意見。
最後，在全體參政官的共同努力下，會議將針對每個議題得出一個明確而具體的結論或行動計劃。這些結論或計劃將作為後續工作的指導方針，為國家的治理與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援。
當然，那些帶有立法性質的動議案，還需要提交到兩院議會中進行表決，獲得簡單多數之後，才能具體執行。
不得不說，整個會議流程不僅體現了決策的民主性與科學性，也彰顯了參政官們對國家事務的高度責任感與使命感......
無論海峽對岸的英國議員們，如何抨擊與嘲諷安德魯折騰出來的“融合議會與行政權力的怪物”，參政院。
因為參政院替代了立法院（議會下院）的多數職能，使得法國國家決策與執行效率之高，令所有歐洲人都感到瞠目結舌。
就連唐寧街10號的小威廉皮特也羨慕不已，但這位英國首相也很清楚，這種參政體制放到英國，立馬會被威斯敏斯特宮的議員們噴死，也只有法蘭西的獨-裁者敢玩，會玩。
視野回到巴黎，5月下旬的一天，貢斯當將秘書處整理好的22個重要議題，提交到安德魯面前，準備拿到參政院上進行討論。
看了幾眼，安德魯將目光停在一個商討議題上，居然是文教衛部長達維，提交的要“加大照顧陣亡官兵子弟”的議案。
安德魯招來貢斯當問了才知道，那是達維在一次散步途中，遇見了一名在北方戰場陣亡的老友遺孤，10歲的維克多居然在大街乞討。
隨後，達維經過了一番並不全面的調查，居然發現在巴黎，類似維克多這般的烈士遺孤就多達322人。他們不僅沿街乞討，有的還以團伙形式小偷小摸，甚至是攔路打劫。
需要說明的，得益於先知先覺的安德魯參與，加之各種先進武器的加持，導致法國從1794年6月到1799年的一系列戰爭中，其傷亡數字比另一時空大大減少，因此形成的戰爭孤兒也不多。
不僅如此，在第一執政的親自督促下，各地“擁軍擁屬”工作也落實得當，至少大部分撫卹金可以及時足額的發放到位。
然而，1794年6月之前的戰爭家屬與遺孤，估計就很難做到這一點。倒不是榮軍部門不負責，主要是當時的財政負擔壓力太大，大部分時候顧此失彼，只能優先照顧第一執政期間產生的戰爭孤兒。
很多藝術家都屬於瘋子和偏痴狂，但他們也是慈善家，達維就是其中之列。就在昨天，大畫家費勁周折，這才說服了秘書長貢斯當，將達維本人的議案，提交到參政院上進行討論。
事實上，達維議案中的解決方式太過簡單。他在陳述事實後，只是要求政府提供足夠的生活保障，包括每週發放一筆的撫卹金，提供食物與住宿。直到他們年滿16歲，有自給自足的工作與生活能力。
不過，安德魯顯然不認為這是一個好辦法。這些軍屬遺孤在外面流浪幾年後，因為缺乏管教，已逐漸迷失了自我，心理失衡，野心十足，根本不服從管制，已經或是即將成為不穩定的社會因素。
“所以，將你的議案修改一下，提交建立一批少年軍校，用於來安置這些戰爭遺孤。”安德魯對著匆忙趕來的文教衛部長說。
“少年軍校？”達維愣了一下。
好在第一執政並沒有讓藝術家搞什麼“畢加索式”的抽象思維，直截了當的說出了自己心中的答案。
“沒錯，就是將這些野小子們丟進少年軍校錘鍊幾年，好讓他們在軍隊的大熔爐裡，讓他們懂得服從，遵守軍紀。”
事實上，法國的少年軍校具有悠久的歷史，早在18世紀初就已經出現了。不過，那是為未成年的貴族子弟提供的參軍機會，所以服務物件不是給“大字不識一籮筐”計程車兵遺孤。
拿破崙上的那所布里埃納軍校就是如此，該校新成立不久，由聖本篤教會管理，共有一百二十名學員，其中一半是公費生，一半是自費生。自費生每年繳納學費約七百里弗爾，公費生的學費由王室支付。學員在軍事學院學習至十六歲後轉入更高一級的學府。
至於安德魯所要效仿的，就是蘇俄時期，為能妥善安置犧牲軍人的後代，建立的少年軍校。
這種專業性極強的軍事學校，不僅可以給這些軍人遺孤提供生活上的照顧，也能給他們提供優質的教育，可謂一舉兩得，很多高等軍事學院的優質生源基本都來自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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