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歷史上，極端西化派和本土改革派的矛盾就非常尖銳。
錢玄同提出“廢除漢字，改用拉丁字母”，認為漢字是“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阻礙科學普及和民眾覺醒。
魯迅也一度傾向漢字拉丁化，認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陳乾生主編的《新青年》上就曾大量刊載拼音化方案。也算是一種表態。
對此，章太炎、王國維等人堅決反對廢除漢字，主張簡化、改良而非全盤替換
歷史上，1921年前後，錢玄同在北大國文系會議上提出“改用世界語”，當場被黃侃譏諷“若廢漢字，先生之名‘錢玄同’三字如何寫法？莫非用羅馬字母拼作QianXuantong乎？”場面一度十分尷尬。
禮教與家庭倫理，更是矛盾爆發的重災區。
吳虞高呼“打倒孔家店”，主張徹底否定儒家倫理，認為孝道是專制統治的根基。
胡適提出“全盤西化”，認為中國百事不如人，連道德都不如西洋（事實證明這是放屁）。
部分激進青年主張廢除家庭制度，實行“兒童公育”（對，就是某種社會化撫養，但目前的人類還做不到全面普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此也只是一種夢想罷了）。
本土改革派自然不會慣著，馬上開始激烈反擊。
梁啟超在《歐遊心影錄》中反思“科學萬能論”，認為西方文明並未解決精神危機，中國傳統中的“修齊治平”仍有價值。
梁漱溟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提出中國文化的“倫理本位”有其獨特優勢，不應自暴自棄。
標誌性事件是1920年浙江一師風潮中，學生施存統發表《非孝》，引發全省震動。省長齊耀珊下令撤換校長經亨頤，學生罷課抗議，形成“新青年要拆祠堂”與“舊勢力要保牌坊”的正面衝突。最終經亨頤被調離，但“非孝”事件成為新舊兩派在教育領域的標誌性裂痕。
如果說前面還是討論現在，那麼教育就是爭取未來，簡單來說就是三個字——學什麼。
陳乾生主張“德先生賽先生”壓倒一切，認為中國教育必須全盤照搬歐美模式。
部分留美歸國學生主張以杜威實用主義教育體系全面取代私塾和書院傳統。
更激進者主張廢除文言文教學，中小學一律只教白話文和英文（現在英語地位確實是跟漢語一樣了╮(╯▽╰)╭，不過肯定會改就是）。
本土改革派立刻針鋒相對地反擊。
章士釗在《甲寅》雜誌上發文，譏諷“以美利堅之教育施於中華，猶以牛排喂嬰兒”（後來發現，那些人直接就是吃人肉的，還TM不如吃牛排的呢）。
馬一浮、熊十力等人堅持書院式講學，認為“為學之道，在明心見性，不在職業訓練”。
該話題的標誌性事件，是1921年孟祿（美國教育家）來華考察教育，與陶行知等人座談。孟祿盛讚美國教育制度，建議中國“全力模仿”。當時在場的張伯苓當場反駁：“南開學生三分之一是貧寒子弟，若照美國學費標準，這些人全得退學。中國的學校，得先讓人上得起。”這直接暴露了“全盤西化”在經費和國情上的不切實際。
只不過當然的人們並不知道美國系統性出清窮人的“斬殺線”機制，整體上停留在“國外月亮更圓”的狀態，這是歷史侷限性，後人不應過度苛責。
而最要命的矛盾，還是政治和體制方面的。
胡適等人推崇美國式民主，認為中國應走議會道路，先辦好人政府，再談革命（依舊小布爾喬亞的扯淡思想）。
部分“少年中國學會”成員主張以無政府主義為最終目標，反對一切強權組織形式（這就是夢裡啥都有了）。
丁文江等“好人政府”論者主張以精英議會制取代軍閥混戰（評價為不如蔣校長）。
如此腦子跟膝蓋爭搶功能性的脫離現實操作，自然被堅決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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