駛離科夫港的馬車在愛爾蘭鄉間坑窪不平的道路上顛簸前行。
窗外掠過的是一片片被石牆分割、貧瘠卻又頑強呈現綠意的田野，偶爾可見幾間低矮的茅草屋頂農舍，煙囪裡飄出稀薄的泥炭煙火。
這景色與詹姆斯·芬利熟悉的紐約郊外那種充滿生機的農場截然不同，這裡的一切都帶著一種屬於歷史和苦難的沉重感。
“先生，”同行的年輕市場專員尼爾森臉色依舊不太好，他努力不去注意車廂外偶爾出現瘦骨嶙峋的流浪者，“這裡的路……比五點區還要糟糕。”
“但這裡的空氣裡沒有絕望的味道，尼爾森。”芬利看著窗外，目光平靜，“只有一種……還沒熄滅的固執。”
他將視線收回，落在了膝上那份關於《愛爾蘭人報》的檔案上。
帕特里克·伊根。
芬利知道，接下來的這場談判，將遠比在華爾街面對那些貪婪的銀行家要複雜得多。
金錢在這裡或許有用，但絕不是唯一的語言。
多諾萬和他的兩名隊員，則乘坐著另一輛不起眼的馬車，不遠不近地跟在後面。他們的任務，不再是公開的護衛，而是化身為融入環境的眼睛，確保芬利在都柏林這座陌生城市裡的絕對安全，並收集一切可能對談判有用的“街頭智慧”。
……
兩天後，都柏林，利菲河畔。
這座城市的空氣裡，混合著河水的潮氣、煤煙、健力士黑啤酒的麥芽香，以及一種若有若無的、屬於政治騷動的不安氣息。
英國人的紅色郵筒和巡邏警察的身影隨處可見，但牆角和陰暗處，也總能瞥見象徵著愛爾蘭民族主義的三葉草塗鴉。
芬利沒有立刻前往《愛爾蘭人報》那間位於艦隊街附近、據說總是被密探監視的小小辦公室。
他採納了多諾萬從本地線人那裡打聽到的建議，選擇了一個更愛爾蘭的方式先去拜訪這家報社的“精神股東”聚集地。
那是一家名為“詩人角”的老舊酒館，藏在聖殿酒吧區一條不起眼的小巷裡。
據說，《愛爾蘭人報》的編輯和撰稿人們，每天下午都會在這裡，就著一杯威士忌，激烈地爭論著政治、詩歌和如何用文字將英國人趕出愛爾蘭。
芬利推開了酒館那扇厚重的木門。裡面光線昏暗，煙霧繚繞，空氣中充滿了菸斗絲、酒精和溼羊毛的味道。
吧檯後，一個留著濃密絡腮鬍的酒保，正用一塊看不出原本顏色的抹布擦著杯子。角落裡，幾個穿著粗花呢西裝、看起來像是學者或文人的男人，正圍著一張小桌低聲交談。
芬利走到吧檯前，用盡可能自然的語氣，點了一杯愛爾蘭威士忌。
“第一次來？”
酒保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那雙精明的眼睛，似乎能看穿他那身價值不菲、卻刻意做舊了的旅行外套。
“是的。”芬利點點頭，“從美國來。聽說這裡有都柏林最好的威士忌，和……最犀利的筆。”
這句話，像一個無聲的訊號。角落裡那桌人的談話聲停頓了一下，幾道審視的目光投了過來。
芬利沒有理會，只是端起酒杯，找了一個能看到那桌人的空位坐下。他沒有急於開口，只是安靜地聽著。
“……該死的《泰晤士報》！他們又在汙衊芬尼亞兄弟會是恐怖分子！”一個戴著眼鏡、看起來斯斯文文的年輕人，激動地拍著桌子，“伊根先生的文章寫得太溫和了！我們應該直接號召……”
“閉嘴，肖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