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政務院內部達成一致，一道道由政務院擬定，經由皇帝御筆親批的政令，如同雪花一般飛向大唐的各個官衙。
新部門的組建，官員的調動，舊機構的裁撤，每一項都伴隨著陣痛。
整個長安官場，都處在一種既興奮又焦慮的動盪之中。
有人歡喜有人愁。
歡喜的，是那些在舊有體制下被壓抑，如今卻在新政中看到機會的寒門士子和中下層官員。
愁的，是那些早已習慣了舊有遊戲規則，如今卻發現自己的權力和利益被一點點剝離的舊勳貴和世家官僚。
而在這場風暴的中心，魏徵，這位大唐最著名的“噴子”，找到了自己新的人生座標。
那是在政務院常例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李越私下召見了他。
沒有談論朝政，李越只是給了他一本小冊子。
冊子上，用簡體字和白話文，講述了一個前朝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宋時的一位府尹，名叫包拯。
鐵面無私，不畏權貴，為民請命，斷案如神。
魏徵看著那句“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撫須長嘆。
從那一刻起，魏徵立下了一個志向。
他要做大唐的包拯。
他要讓新成立的都察院和御史臺，成為懸在所有官員頭頂的利劍，讓那些貪官汙吏，聞風喪膽。
而李越，作為政務院的總理大臣，他始終盯著整個體系的改革。
他很清楚，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帆風順。
總會有刺頭，總會有不信邪的人跳出來。
畢竟，在古代官場文化裡，互相掣肘，陽奉陰違，幾乎是一種常態。
而第一個跳出來的，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衙門。
度支司。
在舊有的三省六部制下，度支司隸屬於戶部，掌管著全國的財政收支。
它的位置不高，司官最高不過五品。
但它的權力，卻大得驚人。
這是因為，古代的財政制度，是一種“家產製”與“估量制”的混合體。
國家沒有明確的預算概念，各項開支，往往都是臨時估算，按需支取。
這就給了度支司極大的自由裁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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