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瑜答得乾脆：“防其坐大，絕其養兵，斷其財源。”
朱雄英點頭：“那宦官呢？”
“宮中事務，宜由內官監統轄；外廷政務，須經通政司轉呈。權責劃清，方不致僭越。”
“若遇強主怠政，或幼主臨朝？”
陳瑜沉默片刻：“則需制衡之法，非堵，而在疏；非禁，而在導。”
朱雄英終於笑了：“地方上呢？”
“皇權止於縣衙，鄉里之事，仰賴鄉紳、里正、族老。欲達鄉野，不在增官設吏，而在立信立規……信者，公允；規者，簡明。”
兩人對坐，話未盡，意已通。
有些事不必點破，有些局不必攤開。
大明的筋骨，正在被一雙雙未曾被看見的手，悄然扶正。
從漢代推恩令到大唐節度使，中央始終在收束地方權柄，防其坐大生變。
宋朝尤甚，將文官理政推向極致。
翻看兩宋三百年，王朝覆滅於外敵鐵蹄，並非內亂崩壞……彼時金元之強，確非常制所能抵擋。若無強敵壓境，那套精密運轉的治理體系，足可維繫長久；地方稍有異動，未及成勢便已消弭於無形。
元、明、清三朝承續此勢，雖路徑各異，但地方權重遞減之勢愈發清晰。
元初疆域極廣，設行省時或有意、或順勢，令各省彼此嵌入要隘、互扼咽喉，天然形成牽制。
這一建制影響深遠，直至今日政區格局仍可見其影子。十三世紀即已成型的行省制度，首次將地方高層治理結構穩定下來，成為中央集權最得力的骨架。後世明之三司、清之督撫，皆由此演化而來。
當然，弊端亦存：行省之下各司職權被大幅收歸，日常政務反顯滯澀。但利遠大於弊，明清遂在此基上繼續打磨。劃界之時，必參酌山川走勢、水道縱橫、關隘分佈，務使一省難獨據形勝，數省彼此掣肘，中央排程方能如臂使指。
朱雄英對此多有借鑑。
清廷堪稱君主專制之頂峰。
歷代積弊……邊患頻仍、外戚干政、藩鎮尾大、邊軍疲敝、族群隔閡、宦寺擅權……清一色掃淨，無一遺漏。皇位傳承更創“秘密立儲”，避免兄弟鬩牆、朝局震盪。
軍制上，清軍後期戰力萎靡，根在統治失當，而非架構本身。
其真正可取者，在於對軍隊的掌控邏輯：任免之權收歸中樞，指揮之權另設分掌，兵權、調權、統權三分，彼此不相統屬。再設總督統轄數省軍務，卻專任文官……不通營務、無舊部、無私兵，只能奉旨行事；另設巡撫專理一省民政，然其事權既受總督節制，又可直奏朝廷，與總督平級而互監。二者皆可越級上達，朝廷自握最終決斷之柄。如此設計，地方几無可能聚勢成勢。
省界劃分亦費苦心：甲省控乙省門戶，乙省扼丙省咽喉，犬牙交錯，互為鎖鑰。
反觀當下大明，表面諸弊盡除，實則根基未固。今日繁盛，繫於連年拓邊、戰功不斷。一旦征伐止步、國力趨緩，積壓已久的隱患便會層層浮出。
若繼位者稍欠識見，局面更易失衡。
朱雄英只是擺手：“這事兒我不沾。”
再精銳的兵馬，也架不住一個昏聵的皇帝。土木堡一役，不是損兵折將那麼簡單……那是整副脊樑被硬生生砸斷。此後國勢漸頹，伏線早已埋下。
此事在清代絕無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