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讓我想起我自己。”
這是她對我說過最接近真心話的一句。
所以那天晚上，她遞給我那碗摻了東西的牛奶時，她臉上的表情才那麼空洞。
不是因為她不心疼。
是因為她已經被掏空了，連心疼的能力都沒有了。
但她做了另一件事。
一件我很久以後才知道的事。
方敏不是偶然來到青崖村的。
在我九歲那年，也就是一切開始的那一年，媽媽偷了爸爸口袋裡的五毛錢，買了一張信紙和一個信封。
她不識字，但她記得電視上播過一個教育熱線的地址。
她讓隔壁村一個走村串巷的貨郎幫忙寫了一封信。
信的內容很簡單，只有一句話。
“救救我的女兒。”
那封信輾轉了大半年，最終到了一個支教志願組織的手裡。
方敏是這個組織的志願者。
她申請了來青崖村支教的名額。
方敏後來告訴我，她來到青崖村的第一天就覺得不對。
這個村子太封閉了，男人們對外人的態度警惕到了異常的程度。
女孩幾乎看不到。
她想報警，但沒有證據。
一個支教老師的話，在一個國家級脫貧模範村面前，輕得像一粒沙。
所以她做了一個決定，先把我帶出去。
只要我活著，走出去了，將來就有機會。
她放棄了自己考上的研究生，申請了延期。
她用自己的積蓄和四處借來的錢資助我讀書。
後來研究生名額過期了，她也沒有再考。
我問她後不後悔。
她說不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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