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牢這種地方，光線昏暗，濁氣熏天，哪怕羅汝芳專門託人幫顏山農把牢房收拾乾淨，周圍看起來仍是髒汙不堪。
這本不是什麼聊“大道”的地方，少年亦是很不端正地盤腿而坐，語氣帶著未經世事的天真。
顏山農更不必說，整個人蓬頭垢面，鬢髮還叫他自己用水潑溼了，瞧著毫無儒者形象。
如此場合、如此老少，哪裡像是在談彼此追尋的“道”？可偏偏聽著顧閒笑著轉述的“朋友”的話語，羅汝芳都不由得想象了一下那樣的場景。
每個人都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嗎？
那社會還不亂了套？
羅汝芳正想著，又聽顏山農問：“那你這個朋友有沒有說，要怎麼做才能離這個理想的社會更近一些？”
顧閒頓住，彷彿陷入了一些遙遠又模糊的回憶。
人想要好好活著，往往都是健忘的，忘記不快活的經歷，忘記逝去的人，忘記犯下的錯，忘記遺憾，忘記痛苦。
聽說受過重大創傷或者經歷過分娩痛苦的人，過後會淡卻這個過程中受到的痛楚，一般不會想起當時有多難受。
顧閒如今總是在遇到相應的人和事後才想起讀過的書、聽過的話，大抵也是大腦對自身的一種保護，怕他太沉湎於過去、太為逝去的一切傷心。
“……前提是生產力的普遍發展。”
顧閒緩緩把一些自己曾表示一個字都不會看的東西誦背出來。
“如果沒有這種發展，就會有貧困——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全部陳腐汙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
許多人對巴黎公社的失敗進行了反反覆覆的討論，最終認為想要成事必須要有明確的指導綱領，要掌控在社會各界都有足夠話語權的政權，要大力發展整個社會的生產力。
只是這些條件從來都不是嘴上說說就能達成的，須得有數不清的人去流血、去犧牲。
當然了，在皇權鼎盛的時代，便是有人願意流血犧牲也很難撼動那麼一個龐然大物。
像顏山農跟何心隱這樣立鄉約開堂會只能在小範圍內發展，一旦引起了地方官的忌憚以及上位者的注意，很快就會被徹底瓦解。
顧閒說的許多詞都是新詞，但他對面的顏山農卻是這個時代數一數二的“異端”，他是那種可以在講學過程中突然起來當眾打個滾，對學生和旁聽者們說“試看我良知”。
這麼一顆離經叛道的大腦，聽到這麼一些聞所未聞的話不僅不會駁斥顧閒滿口荒唐言論，反而還細細咀嚼良久。
簡簡單單一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真正實現起來又談何容易？
世道愈來愈亂，有人選擇獨善其身，有人選擇扶危濟難，有人苟且偷安只求溫飽，有人藝高人膽大想從中掙得名利，這都是個人的選擇，顏山農從不會多說什麼。
他對兩個學生的不喜，不過是因為他們一個足夠恭順卻過於駑鈍，根本瞧不清時勢還要一頭扎進去；一個足夠聰明卻又過於自負，自以為能憑藉自己那點兒本領左右時局。
橫看豎看都是死路一條。
眼前這小子倒是挺有意思，彷彿已經知曉了既定的結局，卻還是打算去走一遭。
顏山農說道：“你去罷，過個十幾二十年若是還記得我老漢，可以再來與我聊聊天。”
顧閒笑意盈盈：“那是自然，到時候您就是八十好幾了，我得找您沾沾福氣。”
說完他起身拍拍身上的草屑，揮別顏山農師徒倆離開大牢，愉快地結束了這次南京之旅歸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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