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年間湧現的各種“禁書”“妖服”，若是換在洪武年間乃至於嘉靖年間興許都會在剛冒頭時被摁回去，很難大行其道。
張居正主政期間爭取來的短暫清明結束後，大明迎來的是更加昏昧的朝廷與更加混亂的時局。
對於瞭解過這段歷史的顧閒而言，自然急於把種種隱患摁死在萌芽之初。
比如儘可能地緩和張居正與朱翊鈞的關係，儘可能地團結更多在朝以及在野的盟友，儘可能地擴大外來救荒糧種的種植範圍。
只是他所做的這一切，也不過是許許多多個“儘可能”而已，具體能否有用至今猶未可知。
正是因為這種不確定性，顧閒才會在張居正還沒表態時就急著相勸。
在歷史上那場奪情風波中，像張瀚、沈懋學等等前來勸說守孝的人幾乎都與張居正鬧掰了。
也許張居正向被萬曆皇帝罷官的張瀚說出那句“公去，而心愈苦，事愈難矣”時，便已經預料到往後自己要面對什麼境況。
顧閒不希望那一切上演。
張居正坐在那裡聽顧閒說完了，深深地看了顧閒一眼，才說道：“在你心裡，我便是那般不孝的人嗎？”
顧閒並不覺得張居正不守孝三年就是不孝。
主要是他曾受到新思潮的影響，對儒家學問總是帶上幾分批判——人都死了，守孝給誰看？反正泉下的父母是享受不到這份孝心的。
顧閒立刻把自己的想法講給張居正聽。
他知道在約束力還在的情況下，朝廷採用的這些儒家制度有其存在的意義，但是跟某個人孝不孝順真沒什麼關係。
有時候不過是攻訐某人或者誇讚某人的工具罷了。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元朝有人選編《二十四孝》來教化百姓，那二十四位古代孝子都作古多少年了，竟又憑藉孝名再次名揚天下！
這是許多人汲汲營營一輩子都做不到的事。
既然孝道都已經成為儒家的一面重要旗幟，旁人要是拿個不孝的罪名攻訐你，還真有可能影響到你的名譽和地位。
張居正靜靜地聽顧閒講完，緩聲說道：“難怪你岳父給你題個‘朽木不可雕也’，你與那宰予果真相像。”
宰予也是不贊同守孝三年的，認為守孝三年太耽誤事，頂多守個一年就差不多了。
事實上連《禮記》這本堪稱“士大夫日常行為規範”的儒家典籍也特意加了一句“禮不下庶人”。
畢竟要是平民百姓也要守孝三年，學著那些孝子賢孫整天足不出戶、不事生產，只一味沉浸於失去親人的悲痛之中，那地裡的活誰去幹？
估計只有本身就不怎麼幹活計程車大夫群體有條件這麼個孝法！
很不巧，張居正就是正兒八經計程車大夫！
享受了某個身份帶來的好處，便要接受這個身份應受的約束，這是古今不變的道理。
你要是不喜歡這個守孝制度，明朝也有“武職不丁憂”的規定，你怎麼不去當武官呢？
看來你也知道在大明當武官沒前途是吧。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的情況，還真沒有文官會選擇直接接受奪情起復。怎麼都得先回趟老家把親爹或者親孃給葬了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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