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報名的人五花八門——有赤著上身、肌肉結實的碼頭搬運工，有穿著短褂、手上還帶著機油痕跡的修理工，有戴著圓框眼鏡、斯斯文文的賬房先生，有剛從橡膠園裡趕來的割膠工，甚至有穿著長衫、一看就是讀書人的年輕學生。
他們操著不同的口音——潮汕話、客家話、閩南話、廣府話，但此刻站在同一條隊伍裡，做著同一件事。
一個看上去不過十六七歲的少年擠到登記桌前，負責登記的軍官抬頭看了他一眼：“多大？”
“十九！”少年挺起胸膛。
軍官打量了他一眼，沒拆穿他，低頭在本子上寫下了他的名字。
排在少年後面的中年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後生仔，當兵打仗是要死人的，不怕？”
少年回過頭，認真地說：“怕。但我更怕以後我兒子問我——阿爸，當年蘭芳復國的時候，你在哪裡？”
中年人愣了一下，隨即笑了起來，笑完之後，用力拍了拍少年的肩膀，沒有再說話。
因為新政府成立之初，並沒有急於觸動當地華人精英的既得利益。
相反，周懷瑾採取了溫和穩妥的過渡策略——原有的土地契約一律承認，原有的商業網路照常運轉，原有的社會地位保持不變。
這一舉措迅速贏得了坤甸乃至整個西婆羅洲華人上層的信任與好感。
投桃報李，眾人對蘭芳新政權的態度也熱切起來。
保護蘭芳，就是保護自己的身家性命，這個道理誰都明白。
前甲必丹陳炳南是第一個站出來表態的。
這位在坤甸德高望重的老華人，帶著三個兒子一起來到徵兵處，親手替他們報了名。
訊息傳到周懷瑾那裡，他放下手裡的公務，親自趕了過來。
好說歹說勸了半天，總算把陳炳南的兩個兒子勸了回去。
臨走時，陳炳南把老三往前一推，撂下一句話，擲地有聲：“老大老二跟我回去看家，老三留在軍營。要是蘭芳有難，老頭子我這條命豁出去也沒什麼可惜的。”
登記冊上，多了一行新名字：陳炳南之子，陳嘉禾。
這股熱潮一旦開了頭，就再也擋不住了。
訊息傳開之後，坤甸的華人富商們坐不住了。
礦場主親自開著貨車來到坤甸，車廂裝著金礦和錫錠，首接卸在行政公署的院子裡。
種植園主們也不甘落後，橡膠、油棕、椰子一車一車地往城裡送，說是讓新政府拿去換槍換炮，保衛家園。
有人甚至把自家倉庫的鑰匙首接拍在桌上，豪氣沖天地說：“要什麼自己搬，搬完了跟我說一聲就成。”
他們心裡都有一本賬——蘭芳政府己經給他們重新頒發了地契，白紙黑字，蓋著鮮紅的大印。
如果荷蘭人打回來，第一個要清算的就是他們這些“通敵分子”。
所以，保護蘭芳，就是保護自己的土地、財產和身家性命。
這筆賬，誰都算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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