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照片翻過來，背面那半行鉛筆小字，對著燈看了半夜。燈是值班室那盞舊檯燈，光罩都黃了，照得那半行字更模糊。
水漬洇過，只認得出半行日期。我把三年前醫務所燒卷的舊卷從暗倉裡搬出來，一頁一頁對。日期對上了，可對到卷尾的時候，我停住了。
那晚的舊卷，少了最後一頁。本該在場登記的人裡，少了一個名字。
「補錄日期，」我拿筆尖點著卷尾那一欄，「銷檔表上的補錄日期，和照片背面是同一天。可補錄欄裡籤的字，不是落款那支筆。」
我盯著那兩個字看了很久。三年來，我一首在找簽字人那支筆。今天我才發現，那支筆背後，還有一支。
老周在外地，電話是夜裡打來的。他聽我說完補錄日期的事，沉默了一會兒。
「補錄欄，」他說，「是給人補的。可那份卷宗，是燒卷那晚的——那晚的人，怎麼會第二天才來補錄？」
「因為補錄的人，那晚根本不在場。」我說，「他第二天才到，替一個人補上了名字。」
老周在那頭嗯了一聲：「你是說，那晚在場的人裡，有人沒被記上；第二天補錄的，是替沒記上的那個人補的？」
「不是替人補，」我頓了頓，「是替自己補。他補上的，不是那晚的名單，是那晚缺的那一個名字！」
電話結束通話後，我坐在值班室裡，把這條線又捋了一遍。照片裁口、補錄日期、舊卷少頁——三樣東西，指向同一個方向：簽字人背後，還有一支筆，一支三年裡只在補錄欄落過地的筆。
影子遞這張照片，不是投誠，是在指路。他裁掉了照片一角——裁口和封條紙、暗倉鎖孔是同一種。他自己裁的。
「你裁掉的，」我對著照片說，「是不敢交出來的那個人。也是簽字人真正要滅口的那個。」
第二天，公開評議席。
迴避質詢沒壓下去，反而升了級。有人把「鍾小艾與祁同偉存在利害關係」擺到評議席上，要求她在南站案移交事項上回避。席下坐著三排人，席上擺著一摞材料。
鍾小艾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沒坐。
「迴避的理由，我看了。」她說，「利害關係，指的是我和原承辦人有過工作往來。可你們要回避的，是南站案的證據鏈——證據鏈不會因為辦案人換了就換。你們要問，我就在這兒，問吧！」
席下一片安靜。
「那我問一句。」她伸手點了點那摞材料最上面一頁，「南站案移交之前，經手過這本案卷的，除我之外，還有誰？這個人的名字，材料裡寫了嗎？」
席下那三排人裡，有人低頭翻材料，有人拿筆尖在紙上點著，誰也沒先開口。主持席上的副主任清了清嗓子，把那頁材料抽出來，單獨放在一邊：「這條，記入評議記錄。申請人今天不在場，意見待核實。」
鍾小艾沒再追，退回去坐下了。可那句「還有誰」落在評議記錄裡，落成了一道所有人都看得見的縫。
沒人接話。我站在評議席外，隔著半扇門，看見她肩頭的白線在燈下晃了一下。
後半夜，侯亮平來了。他進門沒坐，先看見我桌上那張照片，又看見攤開的舊卷。他這一次沒把本子收回去，而是推到我面前，翻開。
「下半截，你今晚說，我今晚記。」他說，「明早這份記錄進卷宗，誰也抽不走！」
我看著他。三天前他說「我等你」，第西天他說「我今晚記」。這個臺階，他從頭到尾只遞了三次，一次比一次低。
「你記吧。」我說。這話我說出口的時候，喉頭有點緊——三年了，我第一次願意把「下半截」往明處放。
鍾小艾到暗線的時候，左肩的棉帶滲了血，沒換。她先把一張紙放在桌上，是評議記錄的全文副本。
「評議席上每個人說了什麼，」她說，「我給你記了全文。你想動誰，先從這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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