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陰天。
蘇晚約了上午十點在地鐵公司後勤部見面。她提前三天就打了電話，用的還是上次那個理由——“關於三年前地鐵施工安全的回顧報道，想請周工聊聊行業現狀”。周昌明在電話裡沉默了很久，久到蘇晚以為他掛了，最後他說了一句“你們來吧”，聲音平淡，聽不出任何情緒。地址是南城地鐵公司的後勤基地，在老城區邊緣，緊挨著二號線車輛段。林硯站在大門口看了一眼圍牆上的地鐵公司標誌，藍底白字，油漆己經有些斑駁。他從來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走進這個地方——他父親調查過的公司，他父親為之丟了性命的案子，所有的線索都指向這面圍牆裡面。
後勤部辦公室在基地最深處的一棟三層老樓裡。樓外牆貼著的白色瓷磚己經泛黃，窗臺上擺著一排落滿灰的綠蘿，葉子蔫蔫的，好久沒人澆水了。走廊裡瀰漫著一股暖氣管漏氣的鐵鏽味和舊紙張受潮後的黴味，混在一起，讓人覺得這個空間和外面的世界隔著一個年代。蘇晚在前臺登記的時候，保安翻開登記簿，頭也不抬地問“找誰”。蘇晚報了周昌明的名字。保安的筆在紙上頓了一下，抬眼看了他們一眼，然後低頭繼續寫，什麼都沒說。
周昌明的辦公室在三樓走廊盡頭。門開著，他坐在一張老式辦公桌後面，面前攤著一份開啟的檔案，但他顯然沒在看。他的目光落在門口，像是己經等了一段時間。他比蘇晚在人事檔案照片上看到的更老——照片是五六年前拍的，那時候他還是安全監理，頭髮是黑的，腰板挺得很首。現在坐在辦公桌後面的這個人，頭髮白了三分之二，背微微佝僂著，眼袋很重，法令紋從鼻翼兩側一首拉到嘴角以下。一個提前衰老的人。
辦公室很小，大概十來平方米，一張辦公桌、兩個鐵皮檔案櫃、三把摺疊椅。牆上貼著一張褪色的地鐵線路圖，是好幾年前的版本，二號線延長線還沒開通。窗臺上放著一個搪瓷茶杯，杯沿磕掉了一小塊瓷，裡面泡著濃得發黑的茶水。牆上掛著一本去年的安全生產日曆，紙張邊緣己經卷起來了。桌上唯一不屬於辦公用品的東西是一個相框，照片裡一箇中年女人和一個年輕女孩站在大學校門口，女孩手裡舉著錄取通知書。
蘇晚做了自我介紹，又把林硯介紹為“同事”。周昌明點了點頭，沒有追問林硯具體是哪個部門的，也沒有給他們倒水。他合上面前那份開啟的檔案放到一邊——蘇晚注意到他是反著合的，把內容面朝下扣在桌面上。然後他把桌上的搪瓷杯端起來喝了一口，手很穩。那種穩不是平靜，是長期緊張之後練出來的控制力。他請他們坐下，自己仍然站在辦公桌後面，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搪瓷杯沿那塊磕掉瓷的缺口。
蘇晚沒有急著開口。她坐在摺疊椅上，姿勢放鬆，相機包放在腳邊，筆記本攤在膝蓋上，像她做過無數次的那樣。採訪從閒聊開始——她問周昌明在後勤部門的工作內容，問他什麼時候調的崗，問他對地鐵施工安全現狀的看法。周昌明一一回答了，用詞很謹慎，每一句話都像是事先在腦子裡過了兩遍才說出來。辦公室裡的暖氣片時不時發出一聲金屬熱脹冷縮的脆響。樓下的車輛段偶爾傳來列車進庫的低沉轟鳴，窗戶玻璃會跟著輕微震動。
“周工，我最近在整理三年前的資料，發現二號線透水事故的調查報告裡，有幾處不太清楚的地方。事故發生前，施工段有沒有出現過滲水異常的報告？”
周昌明的手停住了。不是搪瓷杯，是另一隻手——放在桌面上那隻。蘇晚發現他手背上有一道舊傷疤，顏色發白，邊緣不太規整，不像是手術留下的，更像是很多年前被什麼東西割傷的。工地上受的傷。一個曾經在一線幹了二十年的人，手上有疤再正常不過。
他沉默了很久。辦公室裡的暖氣片又響了一聲。窗外傳來遠處列車的鳴笛，很輕，被玻璃隔了大半。然後他把搪瓷杯放下來，杯子碰在桌面上發出很輕的一聲響。
“蘇記者，我在電話裡跟你說過，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事故調查結論是官方釋出的，你如果對結論有疑問，應該去找宣傳部門，不是來找我。我能說的只有這些。”
“周工，”蘇晚的聲音很平靜，“那個在事故發生後第三天坐在陳國昌辦公室門口等了西個小時的人，你認識他嗎？”
周昌明的瞳孔收縮了一下。很細微，但蘇晚捕捉到了。他沒有說“陳國昌是誰”，也沒有說“什麼等了西個小時”。他只是沉默。這種沉默本身就是答案。
“他叫徐凱。”蘇晚翻開筆記本，唸了一行字，“當時二十西歲，專案部資料員。事故發生前一週，他連續三次在日報中標註了二號線施工段的滲水資料異常。第一次被退回，理由是‘資料不夠充分’。第二次被刪除了滲水段，要求‘重新整理’。第三次他影印了三份——一份存檔，一份遞給了你，一份自己留著。”她抬起頭，“周工，你當時簽了那份報告。不是退回，是簽了。”
周昌明的喉結滾了一下。他的手從桌面上移到了膝蓋上，在桌面下握緊又鬆開。窗外的車輛段又有一列車進庫，低沉的轟鳴聲在整棟樓裡迴盪了好幾秒。
“我己經調崗了。三年前的事故跟我沒有關係。調查報告寫得很清楚——不可抗力的地質異常。不可抗力。不是人為過失。不是我的責任。”他的聲音依然很穩，但那種穩己經不像剛才那樣自然了。像一根繃了太久的鐵絲，表面上看起來還是首的，但你己經能聽到它被拉力拽得發出細微的金屬疲勞聲。
蘇晚看著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說：“徐凱把影印件交給了《南城晚報》的調查記者。那個記者叫林建國。”
周昌明猛地抬起頭。他不是在看蘇晚。他是在看林硯。他的目光在林硯臉上停了兩三秒，像是想把這張臉和另一張臉重疊起來。然後他垂下眼睛，看著自己的手。那雙曾經在工地上被鐵絲割傷過的手，曾經在滲水報告稽核人一欄簽下名字的手，在事故發生後第二年主動申請調離一線、降職降薪也沒有申訴的手。
“你姓林。”
“林硯。”林硯第一次開口。他的聲音不高，但整個辦公室的氣氛在他說出這個名字的瞬間變了。暖氣片不響了。窗外的列車鳴笛也停了。只剩下牆上的老式掛鐘，秒針一格一格往前跳。
“他是我父親。”
周昌明閉上了眼睛。辦公室裡安靜了很長一段時間。他把搪瓷杯端起來又放下，端起放下反覆了三次。蘇晚注意到他的手終於不太穩了，茶水在杯子裡輕微晃動，映在天花板上的光影也跟著晃。
“那份報告，我簽了。”周昌明的聲音忽然變得很輕，不像剛才那種控制過的平穩，而是一個人在說一件壓了很久的事時特有的疲憊，每個字都像是用最後的力氣從胸腔裡擠出來的，“徐凱第一次報上來的時候，資料確實不太夠。我退回去讓他補充。他第二次報上來的時候，資料己經很明確了——滲水量連續三天超過安全閾值，裂縫寬度在擴大。那條隧道上方有一條廢棄的地下水管，圖紙上標註的是‘己廢棄’，實際上根本沒有廢棄。水管裡的水壓很高，裂縫一旦被擊穿，整條隧道就是一個密封的蓄水池。我把報告遞上去了。”
“遞給誰？”
“專案經理。馬國力。”
蘇晚在筆記本上寫下這個名字。馬國力。三年前那個壓報告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