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蘇沐晴打來電話。她的聲音很急促，背景裡有翻動紙張的窸窣聲。
“我媽失蹤之前，有人給她提供過一份名單——天火入命的命格者名單。名單上有七個名字，其中一個是你爹。
這份檔案被抽走的那一頁就藏在精神病院的某個角落裡。祭無淵走的時候把所有實驗記錄都帶走了，只留了一箱空瓶子，但他不可能只留空瓶子。
一個做了幾十年實驗的人，臨走之前一定會把最重要的東西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不會放在手術室，也不會放在實驗記錄旁邊，只會塞在倉庫角落的櫃子裡。”
她頓了頓，我聽到她深吸了一口氣。
“上次我們搜倉庫的時候，所有注意力都在那面玻璃瓶貨架和木箱上，忘了搜鐵櫃子。”
“那個鐵櫃子我們沒撬開。”
“對。當時鎖著，又放在最角落的位置，被木架擋住了大半。我們以為只是裝耗材的櫃子。”她語速很快，“但你想——一個全部是玻璃瓶和木箱的倉庫，為什麼要放一個帶鎖的鐵櫃？除非裡面鎖著的是他不能被人看到的東西。”
我說今天可以再去一趟。蘇沐晴說不等今天，她己經請了半天假，半小時後到殯儀館門口。
公交車比約定的時間早了十幾分鍾。蘇沐晴站在站臺上，揹著她那個鼓鼓囊囊的揹包，手裡還拎著兩把工兵鏟。
鏟子上沾著幹了的泥土，是上次挖塌方留下的，她沒有清理。
她把其中一把遞給我，說上次那兩把還能用。
我問她鎖怎麼處理，她從揹包側兜裡掏出一根撬棍。撬棍是新的，上面印著五金店的標籤。
我們第三次走進精神病院。穿過走廊，走下樓梯，穿過手術室，鑽過牆縫，穿過清理乾淨的塌方入口，回到倉庫。
鐵櫃還在那個角落裡，被木架擋著大半。鐵櫃不大，比床頭櫃還矮一截，櫃門上的漆皮己經大片大片剝落，露出底下鏽跡斑斑的鐵皮。
鎖是掛鎖，鏽得不成樣子。我伸手碰了一下，鎖面上那層鐵鏽像乾涸的血痂一樣簌簌往下掉。
蘇沐晴把撬棍插進掛鎖的鎖環裡，用力一撬。鏽蝕的鎖環應聲斷裂，掉在地上碎成幾截。
櫃門被拉開，一股黴味和鐵鏽味混合的氣味撲面而來。鐵櫃裡面沒有玻璃瓶，沒有實驗器械，只有一個牛皮紙信封和一本薄薄的筆記本。
蘇沐晴拿起信封，開啟封口，抽出裡面的東西。
一張工作證。上面貼著蘇婉清的照片，蓋著市局法醫鑑定室的公章。工作證旁邊彆著一支圓珠筆，筆帽上有咬痕——和我在她白大褂口袋裡看到的那支一樣。
一支用了十幾年的筆，她媽失蹤之後她一首隨身帶著，筆帽上的咬痕是新舊疊加的，有些是十幾年前的，有些是最近的。
她把工作證翻過來，背面夾著一張紙條，上面用鋼筆寫著幾個字：沐晴的筆，還給她。字跡很潦草，是在黑暗裡摸索著寫的，筆尖把紙都戳破了。
蘇婉清在臨死前最後一次進這間倉庫，把這支筆留給了她。她知道這支筆遲早會被人找到，不知道找到的人是誰，但她在紙條上寫了女兒的名字。
蘇沐晴把圓珠筆從信封裡拿出來，握在手心裡。臉上的表情和每次出庭作證時一樣平靜，但她握筆的手指關節發白。
我站在她旁邊，沒有說話。倉庫裡很安靜，安靜到能聽見她的指節在筆桿上輕輕摩擦的聲音。
第二樣東西是一張照片。發黃的彩色照片，邊角捲曲，色彩己經開始褪了。
照片上是兩個穿白大褂的女人站在一棟樓前面，左邊是蘇婉清，右邊是一個跟她年紀相仿的女人，五官輪廓和蘇婉清有點像，但更年輕，眉眼更鋒利，胸口彆著工作牌，上面寫著“市精神病院”幾個字。
照片背面寫著一行字：與姐攝於新科室成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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