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城南分局回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雪又下起來了，細密的雪粒打在臉上生疼。秦峰騎著腳踏車，腦子裡翻來覆去地想著那三份卷宗。
紅色夏利計程車。夜班司機。晚上十點到凌晨一點。城南。這些碎片在他腦子裡轉來轉去，轉了很久，終於轉出了一個完整的畫面。
他上輩子當副所長的時候，聽說過這個案子。那是1988年的事，比他這輩子現在的時間晚了兩年。他當時還在幸福路派出所，有一天市局來了通報，說城南連續發生了五起強姦案，作案人是一個夜班計程車司機。那個司機姓黃，叫什麼名字他記不清了，只記得是南州本地人，三十多歲，開一輛紅色夏利。白天車是另一個人在開，晚上他接班，專門在城南一帶轉悠，看見獨行的女人就靠邊停下問要不要坐車。有人上了車，他就把車開到偏僻的地方動手；有人不上車，他就直接拖人。五起案子，四個人受害，一個人逃脫。最後是市局成立了專案組，查了一個多月才把人抓住。
秦峰當時沒有參與那個案子，但他看過卷宗。卷宗裡記錄了那個司機的作案細節，包括他習慣用哪隻手捂嘴、習慣把車停在什麼位置、穿什麼樣的衣服、戴什麼樣的手套。那些細節他看的時候覺得頭皮發麻，後來就忘了。但現在他想起來了，那些記憶像被什麼東西激活了，一幅一幅在他腦子裡展開。
那個司機戴的是白色線手套，因為計程車司機開車的時候經常需要檢查車況，戴手套不凍手。他的車是一輛紅色夏利，車後座放著一件深色的外套，夜裡穿上領子立起來擋臉。他習慣用左手捂嘴，右手控制受害人的雙手。他經常把車停在巷子口或者綠化帶旁邊，熄火之後不開車門，從駕駛座直接爬到後座。
這些細節，卷宗裡都有，他都記得。上輩子他看卷宗的時候是1989年，案子已經結了，那個司機判了死刑，很快就執行了。他記得卷宗最後附了一張照片，是那個司機被押赴刑場時拍的，低著頭，看不清臉。
但現在的問題是，他怎麼把這些記憶變成可以用的線索？他不能告訴任何人“我上輩子看過這個案子的卷宗”，更不能直接說出那個司機的名字和車牌號。他只能說“直覺”，只能說“經驗”。
腳踏車騎到城南的時候，秦峰停下來，站在路邊看了一會兒。路面上的雪已經積了薄薄一層，遠處的路燈在雪霧裡暈成一團模糊的黃光。街上幾乎沒有行人，偶爾有一輛計程車經過，開得很慢，像是在找什麼。
他站在那兒看了很久，直到雪落滿了肩膀才蹬上腳踏車繼續往家騎。
第二天上午，秦峰把趙鐵軍和小劉叫到辦公室，關上門。
“這個案子我有一些想法。”秦峰說，“但先跟你們說清楚，我是猜的，沒有確鑿的依據。你們聽了之後先別急著下結論，先聽我說完。”
趙鐵軍和小劉看著他，點了點頭。
“三起案子，現場證據少，受害人記不清，目擊者幾乎沒有。按常規辦法查，很難。但我覺得我們可以換一個方向想。第一，作案時間都在晚上十點到凌晨一點之間，這段時間街上人少，但還沒到深夜，還有一些人在外面走動。第二，作案地點都在城南，而且都在偏僻路段或者綠化帶旁邊。第三，從第一個受害人的指甲縫裡提取到了線手套的線頭，說明作案人戴手套。”
他頓了頓，看著兩個人的表情：“把這幾條加在一起，我覺得這個人在作案之前一定在城南這一片活動，而且他需要有一個理由在晚上這個時間段出現在街上。什麼樣的職業需要晚上在街上轉，還穿深色外套戴手套？開夜班計程車的。”
小劉愣了一下：“計程車司機？”
“對。”秦峰說，“那輛紅色夏利你們還記得吧？第二起案子有個環衛工人看見了一輛紅色夏利從案發方向開出來。這不是巧合。”
“可是全市開紅色夏利的也不少，光城南就有十幾輛。”趙鐵軍說。
“所以我們要把這些司機一個一個查清楚。”秦峰說，“重點查三十到四十歲之間、本地人、夜間單獨開車、沒有固定搭檔的。還有一點，這個人作案時戴的是白色線手套，很多出租車司機都有戴手套開車的習慣，尤其是冬天。”
趙鐵軍想了想：“秦隊，這個範圍還是有點大。十幾個人，查起來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總比沒有方向好。”秦峰說，“而且我還有一個猜測，這個人應該不是第一次作案。他連續三次作案之間只隔了幾天，說明他很有信心，不怕被抓住。這種信心不是新手有的，他之前一定幹過，只是以前沒有被報出來。你們讓城南分局那邊再往前查一查，上個月之前有沒有類似的案子，哪怕是未遂的、受害人沒報案的，能查到的全查。”
“行，我馬上去辦。”趙鐵軍站起來。
“還有，”秦峰叫住他，“這件事先不要擴大範圍。越少人知道越好，防止打草驚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