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做完喉部手術時，醫生讓我住在安靜的房間裡休養。
江嶼卻說自己最近焦慮，只有我的房間能讓他睡好。
母親讓我搬去一樓的小客房。
我用剛學會的手語告訴她，小客房靠近廚房，夜裡很吵，我總會疼醒。
母親沒等我比完，便說我仗著受傷要求全家遷就。
後來，爺爺留給我的舊手錶出現在江嶼手腕上。
那是我入伍前，爺爺親手送給我的禮物。
我只是想拿回來。
母親卻說，一塊舊錶而已，兄弟之間不該計較。
周敘寧陪江嶼去醫院，沒有提前告訴我。
我問她為什麼。
母親又說我一個大男人，不該把未婚妻看得那麼緊。
一件又一件。
每次我想解釋，母親都能替我說完。
她總說我不是那個意思。
她說我只是傷後情緒不好。
只是自尊心太強。
只是不能接受自己再也無法開口。
久而久之，連我真正說了什麼，都不再重要。
母親望著監控裡的自己，終於明白了。
那天不是她第一次曲解我的話。
只是以前的代價，是房間、舊錶和感情。
最後一次，代價成了我的命。
調查人員宣佈她暫停一切工作，等待後續處理。
母親摘下工作牌時，手抖得怎麼也解不開卡扣。
這塊牌子，她戴了二十多年。
她一直以自己的判斷為傲。
也正是她的身份，讓年輕護士不敢繼續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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