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做夢。連著好幾個晚上，我夢見同一個場景——我站在那個場院的土牆外面，月光很亮，幕布在槐樹底下閃光。風吹過來，吹開她臉上的頭髮，露出一張慘白的臉。她的眼睛是睜著的，嘴唇微微張開，像是在對我說什麼。但每次我要聽清的時候，夢就醒了。
我跟我媽說了，她罵我胡思亂想，但還是偷偷去找了村裡的神婆。神婆姓王，七十多歲了，住在村南頭。王神婆聽我媽說完，點了三根香，對著香頭看了半天，然後說了一句話。
“那個東西不是想害他，是想讓他幫個忙。”
我媽問幫什麼忙。
王神婆說，那個女人死後，婆家沒給她燒過一張紙。她是孤魂野鬼，連個收紙錢的人都沒有。電影是唯一能讓她想起活著時候的東西，所以她每年那天都會回來放電影。她不是嚇唬孩子，她是想讓人知道，她還在這兒。
王神婆讓我媽去那個女人墳上燒紙。但問題是，沒人知道她的墳在哪裡。她是外村嫁過來的，死後婆家嫌丟人，草草埋了，連個墳頭都沒留。這麼多年過去了，早就平了。
我媽又問王神婆那怎麼辦。王神婆嘆了口氣，說那就把紙燒在那棵槐樹底下，心誠就行。
第二天晚上，我爸媽帶著我去了場院。我爸提了一籃子紙錢和元寶，還有三根香和一盤水果。我們走到那棵槐樹底下，把東西擺好。我爸蹲在地上點紙錢，火光照得他的臉忽明忽暗。我媽讓我跪下磕頭，我照做了，跪在野草堆裡，對著那棵黑沉沉的大槐樹磕了三個頭。
紙錢燒了大概有半個鐘頭，火苗從橙紅色慢慢變成了暗紅，最後化成一堆白灰。我爸說可以了，拉著我往回走。我走了幾步，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
月光底下，那堆紙灰被一陣小風捲起來，打著旋往上升，灰白色的紙灰繞著槐樹的樹幹轉了一圈，然後散了。就在紙灰散開的一瞬間，我好像看到了一個人影，站在槐樹粗壯的樹幹後面，穿著白裙子，頭髮披散著，只露出半邊臉。
她沒有看我，而是仰著頭看著槐樹的枝葉，像是終於鬆了一口氣的樣子。
我揉了揉眼睛，再看，什麼都沒有了。只有月光照著那棵老槐樹，樹葉嘩嘩地響。
從那以後，我再也沒做過那個夢。也再沒人在老槐樹下看到過放電影。
後來我長大了，去了城裡唸書、工作，好多年沒回村裡。前年過年回去，我特意去了一趟那個場院。場院已經沒了，鋪上了水泥，改成了村裡的健身廣場，裝了幾個藍黃相間的健身器材。那棵老槐樹也被伐了，只剩下一個臉盆口粗的樹樁子，年輪一圈一圈的，像一隻巨大的眼睛。
我問村裡的老人，當年那棵槐樹底下埋過什麼東西沒有。有個老人想了半天，說挖樹根的時候，樹根底下盤著一根繩子。繩子已經朽得不成樣子了，一碰就碎成了渣。繩子的另一頭纏著一個白色的布片，像是裙子的下襬，上面繡著褪了色的花。
“那些東西呢？”我問。
“燒了。”老人說，“村幹部說迷信，不讓留，當天就燒了。”
我站在那個樹樁旁邊站了很久。夕陽照在健身器材上，幾個小孩在玩蹺蹺板，笑聲尖尖的。沒有人知道這底下曾經發生過什麼，也沒有人記得那棵樹上曾經吊著一個穿白裙子的女人，在每年她死的那天晚上，孤獨地放一場只有她自己看的電影。
但我記得。
我記得幕布上閃爍的光，記得風把她頭髮吹起來的樣子，記得她在電影散場後落寞地站在槐樹下的身影。她在等一個人，給她燒幾張紙，告訴她這世上還有人記得她。
她等了幾十年，等來了一群八歲的孩子。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如果我沒有跑，如果我鼓起勇氣走近那棵槐樹，她會跟我說什麼。也許她會讓我幫她找我爸媽，也許她會告訴我她當年的故事，也許她什麼都不會說，只是需要一個人陪她看完那場電影。
電影永遠放不完，觀眾永遠只有她一個。幕布一掛就是幾十年，她在幕布背後吊著，腳尖離地兩米，看盡了人間悲歡，卻沒有人看見她。
現在那個場院變成了健身廣場，每天傍晚都有老太太去跳廣場舞，音響震天響。放的曲兒不再是《地道戰》了，改成了《小蘋果》和《最炫民族風》。熱鬧是真的熱鬧，但我總覺得，那些震耳欲聾的音樂聲底下，隱約還能聽到另一個聲音。
很遠很遠，像是從地底下傳來的。
一個女人在輕聲哼著歌，哼的是一部老電影的片尾曲。那部電影早就沒人記得了，那首歌也早就沒人會唱了。但她還在唱，唱給那棵已經不在了的槐樹聽，唱給那片已經被水泥封住的土地聽。
唱給那個每年六月十八，替她看過電影的八歲小男孩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