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廣州，廣東議會。
議事廳裡的燈是下午點上的，日光己經暗下去了，窗外的天色正在從灰藍變成墨藍。長桌兩側坐滿了人，議政院召集人站在主位前，手裡拿著一份己經印好的法案，封面上寫著《外國資本投資管理法》。他念了第一遍，沒有人打斷。唸到第二遍的時候，有人停下來問了幾個問題，他一一回答，語氣平穩，像是在唸一份己經核對過很多遍的條文。第三遍的時候沒有人再提問了，法案在當天下午透過表決，成為正式法律。條文的內容寫得很清楚：“外國資本在夏國關鍵基礎設施中的持股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超過部分須在規定期限內調整至合規比例。可向夏國政府出售，可轉讓給其他外國資本，也可由夏國政府指定的機構收購。調整期限為六個月。”
這份法案的條款不追溯，不沒收。它沒有動英國人的錢，沒有動英國人的股份，只動了一個數字——上限。
夏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廣州，英國領事館。
哈德遜坐在辦公桌後面，面前攤著新透過的法案全文。他的手指在“百分之二十五”那行字下面停了一下，然後拿起筆，在備忘錄裡寫了一行字：“夏國議會透過外資持股上限法案，規定外資持股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英國在防城港鐵路的股份約為百分之三十七，在廣州港的股份約為百分之三十一，均超標。”
他放下筆，看著備忘錄上的那行字，像是需要讓這句話先在紙面上站一會兒。他拿起筆，又加了一行：“法理上合法，合同上有效。沒有追溯，沒有沒收。他們需要調整持股比例，不是強制出售，但這條百分之二十五的硬性紅線己經劃定了。不調整即視為違規，面臨暫停分紅和凍結表決權的後果。他們給了時間，但時間到了之後，如果不調整，股份本身不受影響，但分紅會被暫停。”他擱下了筆，把備忘錄放在桌面角落，沒有拿去歸檔，也沒有交給秘書。
夏元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廣州，港務局辦公室。
潘仕成坐在辦公桌後面，面前攤著一份防城港鐵路的股權結構清單。清單上列出了所有股東的持股比例，英國資本那一欄寫著百分之三十七，後面用紅筆標了一行小字：“超標百分之十二，須在六個月內調整。”他的目光在那行小字上停了一下，然後抬起頭，看向坐在對面的伍崇曜和盧文錦：“英國資本的股份超標。他們要麼把股份賣給夏國，要麼轉讓給其他外國資本。如果不調整，六個月後，超出部分的表決權和分紅將自動凍結。”
伍崇曜問：“他們會選哪條路？”
“他們會先找美國人和法國人，看看有沒有人願意接。”潘仕成說，“美國人和法國人不會接。法國人剛剛在順化簽了協議，他們現在不會在金融層面給我們找麻煩。美國人正在談鐵路份額的事，如果接了英國人的股份，他們自己在華南的談判就會變得被動。英國人找不到下家，最終只能把股份賣回給夏國。他們會拖，拖到臨近六個月期限才來談——到時候他們就沒有還價的餘地了。”
盧文錦點了點頭，沒有追問。當天下午，港務局的一封正式函件發往香港怡和洋行和滙豐銀行，內容簡短：“根據夏國《外國資本投資管理法》，貴方所持股份比例超出法定上限，請於六個月內調整至合規比例。調整方式包括但不限於向夏國政府出售或轉讓給其他外國資本。”
夏元年，十二月初二。香港，淺水灣。
伊利亞斯·沙遜坐在書房裡，面前攤著兩份檔案。一份是夏國《外國資本投資管理法》的抄本，另一份是香港滙豐銀行轉來的港務局函件。他的目光在“百分之二十五”和“六個月”之間來回移動，像在尋找一條可以繞行的路徑。然後他拿起筆，給倫敦寫了一封信。信不長，但他寫得很慢：“夏國己透過法案，限制外資持股比例在百分之二十五以內。英國資本在防城港鐵路和廣州港的股份超標，需在六個月內調整。我們可考慮的選項不多。美國人和法國人不會接這個盤，最終只能賣回給夏國。但價格可以談——他們想要股份，我們可以等他們出價。”
夏元元年，十二月初五。南寧。石琰坐在簽押房裡，陳承鎔站在門口：“英國人那邊有動靜了。他們沒有找美國人和法國人，己經派代表到廣州了。他們想談價格，防城港鐵路的股份。”石琰沒有抬頭：“價格的事，不用急。讓他們等著。他們等了半年，再等兩個月也是一樣的。六個月期限還剩不少時間。他們不急，我們也不用急。”
陳承鎔沒有追問，轉身走了出去。石琰坐在案前，沒有動那兩份檔案。窗外的天色正在從灰白變成淡金，風從廊下穿過來，吹動桌上那張股權結構清單的邊角。清單上的紅筆標註在光線裡顯得格外清晰，像是有人特意讓它留在那裡，等下一個需要翻開它的人來續寫。石琰伸手把它翻了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