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廣州，大沙頭旅館。
伊利亞斯·沙遜站在房間的窗前，從窗簾的縫隙裡看著樓下的街道。他己經在這裡住了十二天，沒有離開過廣州，也沒有見任何夏國官員。他的日常作息比時鐘還準——清晨在旅館樓下散步，走到碼頭邊站一會兒，再走回來。中午在旅館餐廳用餐，下午待在房間裡。傍晚再出去一次，沿著同一條路線走完就回房。廣州碼頭的貨物裝卸量比去年秋天少了一些，但依然在運轉，像是有人在替這座城市重新校準呼吸的節奏。幾家英國商行的貨位明顯空了出來，夏國商行的倉位則比幾個月前更滿，一些來自防城港和香港的貨物正在被卸下。
他每天走同一條路線，觀察著同一個港口在不同光線下的樣子。十二天足夠讓一個人看清一座港口的吞吐量、擁擠程度和換班節奏。他看見碼頭的工人換班時間比去年縮短了兩刻鐘，卸貨的速度明顯加快了。他看見有幾艘船的船主正在和碼頭上的稅務員交涉，圍著賬本低聲交談，像是那些數字還沒算到他們想要的位置。他看見那些從上游運來的煤和鐵正在被一批批卸下，船上的貨主沒有和碼頭上的夏國吏員發生口角，只是在登記冊上按了指印，然後從船舷走回各自的貨位。所有讓他覺得“該來”的事情，似乎都在他抵達之前就己經被安排好了。
他轉過身，走回書桌前坐下。桌上攤著幾份他己經翻過多次的檔案，角落的筆筒裡插著一支沒有合上筆帽的鋼筆，墨跡己經在筆尖上凝結成一小塊深色。他在廣州住了十二天，見過碼頭工人、船主、英國商行職員、旅館侍者、街邊小販，唯獨沒有見過任何一位夏國的官員。不是被拒絕了，是根本沒有人來——沒有人來見他，沒有人來傳話，沒有人來試探他的來意。就像他從來沒有來過廣州一樣。
他拿起筆，在紙上寫下一行字：“在廣州停留十二日，未接觸夏國官員。夏國的態度是，不主動，不迴避，不急於談。他們不是不想談，只是在等我們開口。這意味著他們手上有足夠的牌，不急著翻任何一張。”他放下筆，把這頁紙摺好放回信封，然後站起來，走到窗邊，最後看了一眼樓下的街道。街上的人流比傍晚少了一些，但依然有人在走動，像是那些腳步己經不需要天光來確定方向了。一個穿灰色短褂的年輕人正蹲在街邊修理一輛貨車的輪軸，動作不快不慢，等釘錘落下時，力道剛好夠把楔子敲實。遠處的珠江正在退潮，水面比傍晚低了一大截，露出岸邊幾根被水泡得發黑的舊木樁。他最後看了一眼遠處江面上正在靠岸的貨船輪廓，像是要把這十幾天的觀察在離開前再核對一遍。然後他轉身走回書桌前，拿起那封信，走出了房間。
當天傍晚，廣州碼頭。伊利亞斯·沙遜站在舷梯旁邊，沒有回頭。他的行李己經送上了船，他的手杖擱在船舷內側的欄杆上，他自己站在那裡，等一個他還沒想好要不要等的答覆。他等了約莫一刻鐘，然後沿著舷梯走上了甲板。他沒有回頭，但他知道，即使他回頭，碼頭上也不會有人目送他。他在廣州停留了十二天，沒有等到任何人來見他。他也試探過一些別的方式——比如用匯豐銀行的名義向廣州港務局諮詢過一次，想看看對方的回應時間；比如讓英國商行的人去打聽過夏國議政院最近的會議記錄，看看有沒有哪條議題提到過他。每一次試探的結果都是：一切都順利推進，但沒有任何一條線、任何一份檔案、任何一次談話像是專門為他準備的。他在等一道門開啟，但門始終沒有開啟。他上了船，走進客艙，在床沿上坐下來，把帽子放在枕邊，像是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那道門不是沒開，而是從一開始就不是他該進的那一扇。天己經黑了，船還沒有離港。窗外碼頭的燈火倒映在江面上，散成一片碎光，像是有人在遠處反覆把同一張名單的墨水點在紙上。他沒有再往外看。
當天夜裡，南寧。石琰坐在簽押房裡，面前攤著陳承鎔剛送來的報告：“伊利亞斯·沙遜己於今天傍晚乘船離開廣州，返回香港。他沒有與夏國任何官員接觸，沒有提出任何正式交涉，也沒有留下任何書面檔案。”石琰看完了報告，放在桌上：“他在廣州住了十二天，是在等我們先開口。我們沒有開口，他就走了。他來的時候沒帶條件，走的時候也沒有留話。他只是在等一個我們不會給的開始。沒有開始，就沒有下一步。”陳承鎔站在門口，沒有追問。他等了一會兒，看石琰沒有再開口，便點了點頭，轉身走了出去。石琰坐在案前，沒有再看那份報告。窗外的月光從雲層邊緣漏下來，落在院子裡那棵木棉樹的枝丫上，沿著葉脈的紋路緩慢地鋪展開來。他低頭看了一眼手邊那幾封還沒拆的信，沒有開啟其中任何一封，只是把報告翻了個面，讓它背面朝上，擱在了桌角。院牆外的巷子裡傳來幾聲模糊的狗吠，像是有人在不遠處反覆確認同一道門關好沒有。風從木棉樹的枝葉間穿過去，葉片摩擦的聲音細碎而均勻，像是有人在遠處反覆翻著一本己經讀完了的書，翻完最後一頁，又從頭翻起。他坐著沒動。遠處江面上偶爾傳來一兩聲船工的吆喝，像是在對岸的夜色裡除錯一把還沒找到調子的琴。他聽了一會兒，沒有起身關門，也沒有抬頭去確認燈火的位置。風還在吹，木棉樹的葉子還在沙沙響，像在替一封沒有寄出的信反覆撫平摺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