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後，陳根、柳如煙和張翠花坐上了一架飛往非洲東部的聯合國人道主義航班。飛機老舊，座椅上的皮革裂了口子，機艙裡瀰漫著一股消毒水和舊毛毯混合的氣味。柳如煙坐在靠窗的位置，恆溫箱擱在膝蓋上，手裡翻著阿貝貝·穆拉圖那份水質檢測報告，從頭到尾又看了一遍。張翠花坐在過道旁邊，隨身揹著一個鼓鼓囊囊的急救包，裡面塞滿了青囊解毒劑、退燒藥、紗布、碘伏和她自己炒的薑糖。她上飛機前往急救包裡又塞了兩包壓縮餅乾，說非洲的飯不知道吃不吃得慣，萬一吃不慣也不至於餓著。
飛機落地時已是黃昏。艙門開啟的一瞬間，熱浪像一鍋燒開的藥湯兜頭澆下來——不是東南亞那種溼熱，是乾燥的、帶著塵土味的熱，空氣裡的每一粒灰塵都在往嗓子眼裡鑽。跑道是水泥的，但裂縫裡長出了枯黃的草，候機樓是一棟兩層高的混凝土建築，外牆的塗料剝落得斑斑駁駁。阿貝貝在機場出口等他們，換了一身輕便的卡其布襯衫，手裡還是那根柺杖，身邊停著一輛白色的越野車，車身濺滿了乾涸的泥漿。
“還要開四個小時。”他拉開後座車門，“路不太好走。礦區的路常年被運礦石的卡車碾，到處都是坑。”
越野車駛出小鎮不到二十分鐘，柏油路就斷了。車輪碾上碎石土路，車身開始劇烈顛簸，張翠花坐在後座中間，兩隻手一邊扶著恆溫箱一邊扶著車頂把手，嘴裡的薑糖被顛得在牙縫裡來回磕。車窗外的景色越來越荒——先是農田消失了，然後是樹木，最後連草都沒有了。地面變成一種灰撲撲的赭紅色，乾裂的紋路像老年人手背上的血管。偶爾能看到一兩棵枯死的合歡樹，樹幹光禿禿地戳在夕陽裡，像燒焦的骨頭。
阿貝貝從前座回過頭，指著遠處一道隱約的土黃色溝壑說：“過了那道溝就是礦區。”
礦區比陳根預想的更破敗。沒有圍牆，沒有大門，只有一片被炸得滿目瘡痍的山坡，裸露的巖壁上留著鑽孔爆破的痕跡，像被什麼東西啃過的骨頭。幾十個簡易礦坑散落在山坡上，礦工們穿著看不出原色的衣服，有的拿著鐵鎬，有的光著手在碎石堆裡翻撿，臉上和手臂上全是灰白色的泥漿，分不清是汗水還是礦渣。山腳下並排擺著幾臺碾磨機，鏽跡斑斑的鐵皮外殼上焊著歪歪扭扭的補丁，柴油機突突地冒著黑煙。碾磨機的尾礦出口往外吐著灰白色的泥漿，泥漿順著一條挖出來的淺溝往下淌，匯入一條不到兩米寬的溪流。溪流應該是清澈的，但現在水面泛著一層五彩斑斕的油光，像倒了一整桶汽油在上面。
沿著溪流往下游走了大概兩公里，第一個村莊出現了。
如果不是有房子，陳根會以為這裡已經沒人住了。土坯房的外牆被雨水衝出了溝壑，幾間屋頂的茅草塌了一半，露出下面黑黢黢的房梁。村口那棵大樹上沒有葉子，枝杈光禿禿地戳向天空，樹下坐著一排老人，有的靠在樹幹上，有的躺在鋪了破布的泥地上。他們的眼白髮黃，嘴角和鼻孔邊緣有灰白色的潰瘍，手指不受控制地微微顫抖——那是神經系統被重金屬長期侵蝕後的典型體徵，和陳根在濱城工廠裡見過的黑心蓮中毒症狀如出一轍。
“汞。”柳如煙蹲在一個老人面前，從恆溫箱裡取出行動式檢測儀，用棉籤輕輕蘸了一下老人嘴角的潰瘍分泌物，推進檢測槽。螢幕上的資料跳出來，她看了一眼，聲音壓得極低，“血液裡的汞含量超過安全標準一百多倍。有機汞已經穿透了血腦屏障，在基底神經節積累了不知道多少年。你看到他的手在抖——那不是帕金森，是汞中毒的遲發性神經損傷。”
她又從溪流裡取了水樣，裝進試管裡滴入檢測試劑。試管裡的水先是變藍，然後變成了深棕色，最後析出了一層黑灰色的沉澱。她把檢測結果對準夕陽的光看，試管底部的沉澱物泛著金屬光澤。
“汞、鉛、鉻、氰化物——全都超標。氰化物濃度和天仁藥業老港區倉庫裡測出來的廢液樣本在同一個數量級。這些人在喝的東西，基本上和天仁藥業的工業廢水是一個配方。”
村裡的診所是一間鐵皮屋。屋頂是生鏽的波紋鐵皮，牆壁是用廢廣告板和木板拼起來的，門是一塊掛著的塑膠布，被風吹得噼啪響。屋裡只有一張木板床，一把塑膠椅，一個木頭櫃子。櫃子裡只有三樣東西——阿司匹林、碘伏、創可貼。沒有聽診器，沒有血壓計，沒有任何一個診所應該有的東西。一個赤腳護士坐在塑膠椅上，懷裡抱著一個大概四五歲的孩子。孩子燒得滿臉通紅，嘴唇乾裂起皮，呼吸又急又淺，胸腔裡的溼囉音不用聽診器都能聽見，每一次吸氣都像在拉一隻破了洞的風箱。赤腳護士手裡拿著一片阿司匹林，正試圖掰成兩半餵給小孩——她用阿司匹林治發燒，治肚子疼，治頭痛，治所有她治不了的病。
張翠花把急救包往地上一放，蹲下來，用手背貼了一下孩子的額頭。燙得她眉頭皺了起來。“高燒，起碼四十度。肺部感染，光吃阿司匹林沒用。”她從急救包裡抽出退燒藥、抗生素和一小瓶青囊解毒劑，又找了一條幹淨的紗布在水壺裡蘸溼了敷在孩子額頭上。她把藥片磨成粉末混在一點點水裡，用小勺子一滴一滴往孩子嘴裡喂。孩子開始吞嚥時嗆了一下，藥水從嘴角淌出來，張翠花用袖口給他擦掉，繼續一勺一勺地喂。喂完藥，她把孩子翻過來，用空心的手掌從下往上拍孩子的後背，幫他排痰。這個動作她在青囊村做過無數次——每年秋冬季節，村裡感冒發燒的小孩排著隊來診所，她就這樣一個一個地拍背排痰，拍完了給藥膳湯喝。
半小時後，孩子的體溫從四十度開始往下降。喘氣的頻率慢了，胸腔裡那種拉風箱的聲音也輕了不少。又過了一會兒，他微微睜開眼，烏黑的眼睛在深陷的眼眶裡慢慢聚焦，看了看張翠花，然後又閉上眼睛，但這次是睡著了——不是昏迷，是平穩的、有節奏的、真正的睡眠。
孩子母親一直跪在旁邊。她從頭到尾沒有說話，只是跪在地上看著張翠花的每一個動作，嘴唇一直在微微顫抖。看到孩子睡著之後，她忽然用當地話反覆說了一個詞。聲音不大，聲帶像被什麼東西哽住了，音節斷斷續續。翻譯站在門口，聽了兩遍才翻出來——“她說的是‘活下來了’。這是當地方言裡的一個詞，意思是‘從死亡那邊回來了’。”
張翠花把最後一片退燒藥放在赤腳護士手裡，教她怎麼按體重算劑量。赤腳護士眼眶紅了，攥著那片藥使勁點頭，用磕磕絆絆的英語說了一句“thank you”，然後又補了一句本地話。翻譯說她在問：“你明天還來不來？”
柳如煙在外面採了一整天的樣。水樣、土壤樣、村民血液樣、尿液樣——她在便攜檢測儀上把幾十組樣本的資料逐行跑完，然後將所有資料彙總到平板上，按重金屬種類、濃度和地域分佈做了分類統計。她把青囊解毒劑開啟一支，用當地溪流裡的水稀釋到不同濃度，逐組測試解毒劑對複合毒素的螯合效果。實驗記錄上的資料顯示，在適當調整輔料比例之後，青囊解毒劑對汞-氰化物複合毒素的螯合率超過百分之九十，對慢性神經損傷的修復作用也明顯優於單純的螯合劑。她根據當地水源的硬度和礦物質成分，把解毒劑的輔料比例做了針對性調整——把原來的玉米澱粉輔料換成了當地能採購到的木薯粉，把pH緩衝劑的配比從適應酸性水質改成了適應當地的鹼性水質。
當天下午，她把調整後的首批青囊解毒劑免費分發給村裡中毒最嚴重的上百名居民。每個領藥的人她都用記號筆在藥瓶上寫了編號，在平板上記錄了對應編號的姓名、年齡、體重和主要症狀。村裡人排著隊來領藥，有的拎著塑膠桶，有的端著搪瓷碗，有的手裡什麼都沒有，解開外套用衣襟兜著藥瓶。一個缺了兩顆門牙的老太太領到藥之後不肯走，拉著柳如煙的手不放，用她聽不懂的話說了很久。翻譯告訴柳如煙，老太太的丈夫和兩個兒子都死在礦上，她一個人把三個孫子拉扯大，最大的孫子去年也開始下礦了。她問這藥能不能給孫子也領一瓶。
“能。”柳如煙說了這個字之後，從恆溫箱裡又拿出一瓶，塞進老太太手裡。
傍晚，陳根一個人沿著礦區的土路往上走。路兩邊是廢棄的尾礦堆，灰白色的礦渣一層一層地疊著，在夕陽裡泛著黯淡的金屬光澤。他走到尾礦壩頂上，站在那片寸草不生的灰色土地上往下看。腳下的壩體裡埋著不知道多少噸含汞的廢渣，雨水滲透過礦渣層，把汞和氰化物帶進地下水和溪流，然後被下游幾十個村莊的人喝進去，滲進血液，鑽進大腦，沉積在骨頭裡，一代又一代。遠處那條泛著金屬光澤的河在夕陽下像一條死蛇，彎彎曲曲地穿過枯黃的平原。河岸兩側本該是農田，但現在連草都不長。他站了很久，風從礦區那邊吹過來，帶著柴油機和碾礦石的噪音，也帶著礦工們在礦坑邊上喊話的聲音——他聽不懂他們的語言，但能聽懂那種聲音裡的疲憊。
柳如煙從壩下面爬上來，膠鞋上沾滿了灰白色的尾礦泥。她把最後一批土壤樣本裝進密封袋，在袋子上用記號筆寫了取樣點的經緯度，然後放進恆溫箱裡關好蓋子。她站起來拍了拍膝蓋上的灰，對陳根說：“資料全部採集完了。和國內不同的是，這裡的毒素汙染是持續性的——礦區不停工，汙染就不會停。一次性分發解毒劑只能救急，救不了命。這些村民需要一套能長期執行的在地化解毒體系——水源淨化裝置、解毒藥材的本地種植、能獨立操作檢測和治療的本地醫護培訓。三樣缺一不可。”
她擰開水壺喝了一口水，看著腳下那條被礦渣汙染了的溪流在尾礦壩底部緩緩流淌，又補了一句：“不是複製一個青囊村，是要建一個能在非洲活下來的青囊站。”
陳根沒有猶豫。他從口袋裡掏出衛星電話，拉出天線，撥了沈若蘭的號碼。訊號不太好，沈若蘭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從聽筒裡傳出來——“喂？陳根？你們那邊怎麼樣了？”
“礦區的情況比預想的嚴重，但能治。”他說，站在夕陽底下，腳下是寸草不生的灰色壩頂，遠處是泛著金屬光澤的死河，“不是一次性的解毒劑分發能解決的事。需要建一套完整的在地解毒體系——淨水、種藥、培訓本地醫護。你幫我聯絡世衛組織和老院士，啟動青囊國際解毒援助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