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那一年，我離開了生活多年的廣州，這座喧囂繁華、節奏飛快的南方都市。珠江邊的燈火依舊璀璨，我回到了福建，回到了那個熟悉又久違的小鎮，回到了父母身邊，回到了童年記憶裡那條青石板鋪就的小巷。那時的我，並沒有明確的計劃，也沒有清晰的方向，只是覺得，或許在家鄉，能找到一種更踏實、更安穩的生活方式。
剛回到家的日子，是清閒而略顯空虛的。每天睡到自然醒，吃著母親親手做的飯菜，聽著鄰里家長裡短的閒聊，生活看似平靜，實則內心焦躁。沒有工作，沒有收入，也沒有目標，這種“無所事事”的狀態讓我倍感壓力。我開始懷疑自己的選擇：離開廣州，是不是意味著放棄了更好的機會？是不是在逃避城市的競爭與挑戰？正當我陷入迷茫之際，命運悄然為我打開了一扇意想不到的門。
那時，我父親和弟弟正在鎮上的夜市擺地攤，賣一些小飾品——髮卡、耳環、手鍊、手機掛件，都是些價格低廉卻色彩斑斕的小物件。生意不算火爆，但也勉強維持。看到我整天無所事事，父親便提議：“你也來擺個攤吧，反正多一個人多一份力。”起初我有些猶豫，但現實容不得我矯情，為了不成為家裡的負擔，我最終還是答應了。
我分到了一個靠邊的攤位，位置不算好，但勉強能吸引些路人駐足。剛開始的幾天，我甚至有些新鮮感。自己動手佈置攤位，把飾品分類擺放，掛上小燈串，努力營造出一種“精緻小鋪”的氛圍。也許是新鮮感作祟，也許是那幾天人流量大，我每天竟能賺到一百多塊。這個數字在當時的小城鎮裡，已經不算少了。我甚至開始幻想：也許擺地攤也是一條出路？也許我能慢慢摸索出經營之道，把小攤做大？
然而，這種樂觀的情緒很快就被現實擊得粉碎。隨著時間推移，我發現這份“工作”遠沒有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首先，攤位的位置成了每天的“戰場”。夜市人多，好位置有限，誰先到誰佔。為了搶一個靠前的角落，我不得不傍晚五點就趕到現場，搬桌子、鋪墊子、擺貨，像打仗一樣。有時候，明明我先到，卻被後來的人強行佔了位置，爭執在所難免。我性格本就內向，不善爭執，每次遇到這種情況，只能忍氣吞聲，退到更偏僻的角落，眼睜睜看著人流從面前走過，卻沒人駐足。
更讓我難以忍受的是城管的“突襲”。那時的管理還不像現在規範，城管巡邏沒有固定時間，常常是突然出現，喇叭一響，所有人立刻手忙腳亂地收攤。我記得有一次，我正和一位顧客談價格，突然聽到遠處傳來“收攤了！收攤了！”的喊聲，抬頭一看，幾輛城管車正緩緩駛來。那一刻，心跳驟停，我顧不上找零，抓起塑膠布就裹貨，連燈串都來不及拔，拎起箱子就跑。為了躲避追查，我甚至橫穿馬路，差點被車撞倒。那種狼狽、驚慌、屈辱的感覺，至今記憶猶新。我蹲在馬路對面，喘著粗氣，看著自己的攤位被掀翻，貨物散落一地，心裡湧上一股強烈的無力感。
收入也日益不穩定。剛開始還能每天賺一百多，後來漸漸下滑，有時一天下來，扣除成本，淨賺不過幾十塊。風吹日曬不說，還要面對各種刁難和冷漠。有些顧客挑了半天，最後甩一句“太貴了”就走；有些人試戴了飾品，卻趁你不注意順手拿走；還有些同行為了搶生意，故意壓價，搞得整個市場烏煙瘴氣。我越來越感到疲憊，不僅是身體上的勞累，更是心理上的消耗。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的適合這份工作。我天生不善言辭，不喜歡吆喝，也不擅長討價還價。每當看到別人熱情洋溢地招攬顧客，而我卻站在攤位後沉默寡言，我就覺得自己像個局外人。
內心的掙扎越來越強烈。一方面，我不想讓父母失望，畢竟他們是出於好意才讓我加入；另一方面，我又極度渴望逃離這種混亂、無序、充滿不確定性的生活。我想重新回到那種有固定時間、有明確職責、有基本保障的工作環境中去。哪怕工資不高，至少不用每天提心吊膽，不用和人爭攤位，不用在城管來時像逃犯一樣奔跑。
但每一次動了去上班的念頭，我又會猶豫。畢竟，在家鄉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並不容易。年齡不算小，技能也不突出，很多崗位都要求經驗或證書。而擺攤，至少還能每天有點收入，不至於完全坐吃山空。這種矛盾的心態讓我陷入了深深的糾結：留下，心不甘；離開，又無路可去。
那段時間，我常常在夜市收攤後獨自坐在路邊，看著路燈下自己拉長的影子，思考人生的意義。我開始明白，擺攤不僅僅是一份謀生手段，更是一種對生存韌性的考驗。它考驗你的耐心、你的應變能力、你面對衝突時的態度，也考驗你能否在混亂中保持內心的秩序。雖然我最終沒能愛上這份工作，但它讓我看清了很多東西——比如我對穩定生活的渴望，比如我對尊嚴勞動的堅持，比如我寧願辛苦打工也不願在街頭“掙扎求生”的底線。
2012年的那個夏天，我在福建的小城街頭，經歷了人生中最接地氣的一段時光。它沒有光環，沒有掌聲，甚至沒有多少人記得。但對我而言，它是一次深刻的自我認知之旅。我雖然“天生不適合擺攤”，但這段經歷卻讓我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不想要什麼。也正是這份清醒，為我後來重新出發、尋找真正適合自己的道路，埋下了伏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