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架車無聲地推遠,消失在走廊拐角的陰影裡,只留下消毒水也蓋不住的、一絲極淡的血腥味,和一片更深的、死寂的寒冷。
後來啊……
休息區的角落,講故事和教識字的人,換成了我。
我拿著那些破舊的書,用許浩南教過的方式,用我自己理解的方式,一遍又一遍,教著新來的、尚且懵懂的孩子,認那些簡單的字。給他們講書裡幼稚的故事,也講他曾經講過的、關於“外面”的美好世界——太陽是暖的,樹會開花,食物是香的,人可以自由地奔跑和歡笑……
我的聲音沒有他那麼有溫度,我的故事也沒有他講得那麼生動。但孩子們依舊會圍過來,用那雙尚存清澈的眼睛望著我。
有一天,一個新來的、大概八九歲、眼神里帶著和當初的我一樣麻木和懷疑的小女孩,在聽我講完“外面的天空是藍色的”之後,抬起頭,小聲地問:
“姐姐,為什麼呀?”
“我們……真的能出去嗎?外面……真的像你說的那樣嗎?”
我停下了翻書的手。
為什麼?
這個問題,像一根針,輕輕刺破了時間堆積的塵埃,將那個午後,那個少年認真而堅定的眼神,重新帶回眼前。
我看著她,想了想,然後,用幾乎和當年那個少年一樣的語氣,輕輕地、但清晰地回答:
“萬一呢?”
又過了幾年。我偷偷用各種方法,觀察送餐規律、記錄燈光切換的微妙變化、甚至利用某些實驗後殘留的、能模糊感知時間的藥劑副作用推算,大概是我12歲左右的樣子了。
這座隱藏在地下的、名為“蘇泊爾”的罪惡基地,終究還是被發現了。
警報是突然響起的,尖銳刺耳,不同於任何實驗警報。走廊裡傳來雜亂的腳步聲、焦急的呼喊、儀器關閉的嗡鳴。監控螢幕上的紅光瘋狂閃爍。
混亂中,我聽到零碎的詞語飄過——“執衡司”、“包圍”、“轉移”……
那群白大褂的傢伙急著銷燬證據、轉移核心資料,實驗室裡一片兵荒馬亂。最後,竟然只派了兩個人,匆匆來到我的觀察室,打算將我“處理”掉,或者作為“重要樣本”帶走。
其中一個研究員動作粗魯地解開我身上的電子鐐銬,嘴裡不耐煩地催促著。
就在鐐銬鬆脫的剎那——
我動了。
用盡這被無數實驗打磨出的、遠超常人的反應速度和爆發力,我猛地彎腰,從枕頭底下摸出那本最厚的、硬殼的百科全書——是許浩南當年最喜歡,也是後來被我翻爛了的一本。
然後,我用盡全身力氣,將厚重的書角,狠狠砸向正在給我解鐐銬那個研究員的太陽穴。
“砰!” 一聲悶響。那人甚至沒來得及哼一聲,就眼白一翻,軟軟地倒了下去。
另一個研究員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驚呆了,愣在原地。
我沒給他反應的時間。藉著砸倒第一個人的衝勢,我側身,屈膝,用盡腰腹力量,一腳狠狠踹在他的小腹上,他痛呼一聲,踉蹌後退,撞在身後的儀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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