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場還是那個鄉場。路寬了些，兩邊的鋪子換了不少招牌，賣種子的改成了賣農藥的，賣衣服的改成了賣手機的。可那棵老黃葛樹還立在街角，根從石板縫裡拱出來，像老人手背上的筋。杜群把車開得很慢，幾乎是在滑。天色近黃昏，路燈還沒亮，一切都籠在一層灰藍裡。他經過郵局，經過供銷社，經過那家他小時候常去打醬油的小賣部。門口還擺著兩個鹹菜罈子，一個豁了邊，一個用塑膠布蒙著。他看了幾眼，又往前開。
然後他就看見了那棟房子。
它已經不再是茶館了。門板拆了，換成了兩扇對開的鋁合金捲簾門。門頭掛著一塊白底紅字的招牌，寫著“老周雜貨鋪”，字是噴上去的，有幾個筆畫已經脫落。門口擺著一臺冰櫃，上面蓋著條舊棉被。牆還是那面牆，灰撲撲的，牆根處生著青苔。二樓的兩扇木窗還在，只是窗紙換成了藍玻璃，有一扇裂了縫，用透明膠帶粘著。那棟房子，曾經是他這輩子最不想回望的地方。現在就這麼靜靜立著，像一頁被水泡過又曬乾的老皇曆。杜群把車靠邊停下，沒熄火。他搖下車窗，探出一點頭，看那房子。風從街口吹過來，把雜貨鋪門口掛著的幾串塑膠袋吹得嘩嘩響。
他坐了很久。最少有五分鐘。這五分鐘裡，他把當年那天又過了一遍。不是刻意的，是那房子自己把人往裡拽。二樓，東邊第二扇窗。他就從那兒望出去，看見宋小麗的白襯衫在人群裡晃了兩下，不見了。樓下的茶桌，他記得，是靠牆第三張，桌面坑坑窪窪，上面擱著把白瓷茶壺。那天茶壺一直沒人動，水從滾熱放到涼透。他就坐在那兒，聽見李桂芬的聲音像砂紙一樣磨著每個人的耳朵。後來他媽潑了茶水，宋家人掀了桌子，碎瓷片在地上跳舞。再後來，他簽字，按手印。手一按下去，一切都變了。這些畫面，以前想起來，都帶著火。現在再想，像隔著一層很厚的玻璃。看得見，聽不清，也摸不著了。
雜貨鋪的老闆是個乾瘦的老頭，正在收門口的花生攤。他看見杜群的車停了半天，狐疑地走過來。杜群從車裡出來，朝他點了個頭。老頭打量他，說：“買東西？”杜群說：“看看。”老頭“哦”了一聲，又去收他的花生。杜群走到門口，沒進去，只站在捲簾門邊往裡望。裡面很暗，靠牆擺著幾排貨架，堆著油鹽醬醋、衛生紙、塑膠桶。沒有茶桌，沒有條凳，沒有那根晾在樓上的藍布圍裙。他問：“這房子現在住人嗎？”老頭說：“不住，就放貨。樓上潮得很，窗子也壞了。”杜群點點頭。他又問：“以前是不是個茶館？”老頭說：“是啊，都多少年了。你也知道？”杜群說：“知道。以前來過。”老頭笑了，露出幾顆黃牙：“那你可是老熟人了。我盤下這房子快三年了，從沒聽人提過茶館。都道這兒只開過雜貨鋪。”杜群沒說話，只笑了笑。這一笑，他自己都覺得輕。像把最後一點什麼東西，從臉上拿掉了。
他轉身回到車上，沒立刻走。他望著那棟房子，忽然想，原來這麼多年，怕的不是這地方，是這地方裝著的那個自己。如今那房子改了行當，他也改了行當。一個賣起了雜貨，一個還在燉肉。都活下來了。都跟從前不一樣了。他搖上車窗，踩下油門，車慢慢滑出鄉場。後視鏡裡，老周雜貨鋪越來越小，終於被暮色吞掉。街燈還沒亮，天卻已經暗得差不多了。風從車窗縫鑽進來，帶著一股燒秸稈的味道。他吸了吸鼻子，覺得心裡頭空了一塊，又好像被填平了一塊。那房子，還在。可它再也壓不住他了。他不再回頭。
車往前開，鄉路漸漸窄起來。遠處有狗叫，有炊煙。他把車燈開啟，兩條光柱在暗下去的路上切出兩道光。路邊的白楊樹一棵接一棵閃過，像在數他的歸途。他忽然想打個電話給蘇靜。他摸出手機，撥過去。響了兩聲，蘇靜接了。她的聲音很輕，像在灶房忙活。他問：“吃飯了沒。”蘇靜說：“沒呢，正包餃子。你到哪了。”杜群說：“過鄉場了，半小時到家。”蘇靜“嗯”了一聲，說：“念安一直問你呢。”杜群說：“告訴她，爸爸馬上回來。”蘇靜說：“好。你開慢點。”杜群說：“知道。”他掛了電話。又開了一段，天徹底黑了。可他的車燈很亮，把前面的路照得發白。他又從後視鏡裡看了一眼，後面什麼都沒有，只有一片安靜的夜色，正輕輕合攏。他轉回頭，穩穩地握著方向盤，朝家的方向開去。車窗外的風，不知什麼時候暖了一點。也許是夜色軟了，也許是心軟了。他輕輕撥出一口氣。這一路，他開得很慢，很穩，像在把什麼東西，一段一段，輕輕放下。而家，已經不遠了。前面，有燈。那是他家的燈，亮亮的，在等他。他踩了腳油門，車往那燈裡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