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偏安江左的大局既定，王導以輔國元勳、當朝丞相之尊總領百官，琅琊王氏憑藉擁立定鼎、調和南北、安定四方的不世功勳，族中子弟順勢遍佈朝堂內外，中樞機要與地方重鎮盡入掌控，形成了自東晉立國以來最為顯赫的門閥格局。
自衣冠南渡之後，晉室皇族司馬氏偏居建康，雖承正統名分，卻無足夠兵權與根基駕馭四方。
北來士族需依託王氏立足，江南土著望族需借王氏維繫地位，軍鎮將帥亦多仰仗王氏居中協調，琅琊王氏便在這般大勢之下，成了維繫東晉朝局的核心支柱。
王導身居臺輔，秉持沉穩持重之風，既不刻意攬權，也不輕易放權，以宗族人脈與朝野聲望，將王氏子弟安插在各個關鍵職位，內外權柄層層緊握，朝堂格局已然根深蒂固。
中樞三省之內，王氏宗親與心腹佔據半數要職。
中書省掌詔令決策，多由王氏嫡系子弟出任中書監、中書令，朝廷大政方略必先經王氏族人參議；尚書省掌行政執行，尚書令、左右僕射等職，亦常有王氏旁支或門生故吏擔當；門下省掌諫議封駁，官員亦多與王氏交好，朝堂決策幾乎難以繞過琅琊王氏。
尋常朝臣奏事，必先徵詢丞相王導之意，即便晉元帝下達旨意，亦需與王導商議妥當方可推行，皇權在門閥威勢面前，反倒顯得溫和退讓。
地方州郡之中，王氏勢力更是盤根錯節。
揚州為京畿重地，是東晉錢糧根本，刺史一職長期由王氏宗親兼任，牢牢掌控都城周遭軍政；荊州、江州扼守長江上游，既是江防要塞，又是兵家重地，雖由王敦坐鎮，卻亦是琅琊王氏一脈掌控；徐州、豫州、會稽等要害州郡，長官非王氏子弟，即與王氏聯姻的望族子弟，四方州府的賦稅、兵員、政務，皆與王氏息息相關。
朝廷欲任免地方大員，若無王氏首肯，往往難以施行，地方督撫入京述職，也必先登門拜謁王導，方才算合乎禮數。
軍伍之中，王氏雖不以兵權專擅，卻依舊影響力深厚。
王敦統領上游重兵，威震江左，麾下將領多為王氏舊部；建康禁軍與地方守軍之中，亦有不少王氏舉薦的將官，糧餉調撥、防務部署，皆需透過丞相府核准。王導雖不掌兵，卻能以朝堂規制協調各方，使軍權始終不脫離中樞掌控，也讓琅琊王氏在軍中保有無人能及的聲望。
士林文教領域，王氏同樣佔據主導。琅琊王氏本就以文脈傳家，王祥以孝行奠基家風，族中子弟多飽讀經史、精通藝文，王羲之少年便以書法名揚江左，成為士林表率。
太學與各地書院多由王氏子弟主持，清談雅集亦以王氏為核心，天下讀書人慾入仕途，多需依附王氏門下，文風與仕途緊密相連，更進一步鞏固了王氏的朝堂根基。
加之王氏與彭城曹氏、陳郡謝氏、吳郡顧氏、陸氏等南北望族世代聯姻，姻親脈絡遍佈朝野，朝堂之上公卿大臣，要麼出自琅琊王氏，要麼是王氏姻親，要麼是王氏故吏門生，真正能獨立於王氏勢力之外的官員寥寥無幾。
每逢朝會，冠蓋雲集，半數官員皆與王氏淵源深厚，滿朝公卿，大半出自王家門下，聲勢之盛，冠絕江左。
反觀司馬氏皇族，雖居九五之位，卻無實權根基，宗室子弟鮮有出任要職者，兵權與政務皆不在手，只能依託門閥維繫統治，皇權被門閥勢力牢牢壓制。晉元帝雖有心強化皇權，卻經王敦兵事之後再無強硬手段，面對王氏勢大，也只能默許現狀，依靠王導穩定朝局。
皇族威儀雖在，實際權柄遠不及琅琊王氏，門閥之勢已然碾壓皇族，成為東晉朝堂的真實寫照。
曹氏身為王氏宗婦，在內打理宗族事務，約束族中子弟謹守家風，不恃權驕縱；對外聯絡各望族女眷，以賢德干練維繫各方情誼，讓王氏的人脈根基更為穩固。
王導亦始終恪守臣節，輔國忠君、顧全大局，雖掌朝綱卻不謀篡位，雖權重卻不欺君，以中庸之道平衡皇權與門閥，既保全晉室體面，也守護王氏門戶。
族中子弟雖身居高位，卻多承襲家風，勤勉任事，王羲之則潛心筆墨，不問政事，只以文墨揚名，不沾染朝堂權爭，為王氏增添清雅聲望。
琅琊王氏憑藉權柄、文脈、人脈三重根基，穩居東晉第一門閥，朝堂內外無人能與之抗衡。
彼時江左流傳俗語，稱“王與馬，共天下”，實則王氏之勢早已遠超皇族，滿朝文武盡出其門，內外權柄盡在掌握，皇族司馬氏不過是名義上的共主，真正執掌朝綱、左右國運的，正是琅琊王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