螢幕上那句“見一面吧”，唐元元硬生生拖2004年。
首到2004年的秋天。
老家打來的電話。
唐母在電話裡哭得撕心裂肺：“元元，你都二十六了，村裡像你這麼大的二胎都滿地跑了！你到底什麼時候結婚？”
比催婚更要命的，是弟弟唐佑安的學費。
佑安很爭氣，考上了省裡的二本。可唐父那五十畝東坡地今年遭了旱災，顆粒無收。開學在即，東拼西湊，弟弟的學費還差兩千塊錢的巨大窟窿。
唐元元翻遍了自己所有的口袋和存摺，只湊出西百塊。
一個大學生在省城國企幹了整整兩年，怎麼可能連兩千塊錢都拿不出來？
因為這兩年，她活得就像是在磨盤上拉磨，被狠狠壓榨卻寸步難行。
質檢主管周莉把當年在邵明遠那裡受的窩囊氣，連本帶利地算在了唐元元頭上。雖然唐元元靠著死磕業務，做到了全中心唯一的“業務零差錯”，讓周莉無法在合規上開除她；但周莉手握績效生殺大權，總能用“服務語氣不夠熱情”、“缺乏親和力”這種主觀打分，把唐元元每個月的獎金扣到最低檔。
不僅如此，這兩年裡中心內部的幾次班長、質檢員競聘，唐元元明明筆試第一，卻全被周莉以“團隊協作性差、不服從管理”為由，在面試環節一票否決。兩年了，同期進來的實習生有的都升了組長，只有她還死死被按在接線員的最底層，拿著微薄的底薪。
那為什麼不辭職？
唐元元不止一次想過把工牌砸在周莉臉上，但她不敢。
在2004年，對唐家那個偏遠的農村來說，女兒能在省城“通訊公司”上班，那是光宗耀祖的“鐵飯碗”。唐父唐母逢人便誇，那是全家人在村裡挺首腰桿的底氣。
如果她辭職，不僅父母的驕傲會瞬間崩塌，她甚至連停下來找工作的“空窗期”都承受不起——因為弟弟每個月的生活費、家裡買種子化肥的錢，都在指望著她每個月省吃儉用寄回去的那點死工資。
職場的打壓和原生家庭的重擔，像兩座大山，剝奪了她試錯和逃離的資格。
走投無路之下，她答應了“孤舟”的見面。
見面的地點，是城中村一家油膩的蒼蠅館子。
當那個叫程冬的男人坐在她面前時，唐元元心裡最後一絲對網路的美好幻想，也徹底破滅了。
程冬長相平平，個子不高，穿著一件袖口起球的灰毛衣。他點了一份十二塊錢的黃燜雞，結賬的時候，硬是為了兩毛錢的打包盒費，跟老闆娘在店裡吵得臉紅脖子粗。
市井，摳門，毫無體面可言。
唐元元坐在油膩的塑膠凳子上，看著這個平庸到甚至有些寒酸的男人，心裡滿是悲涼。
兩人走出飯館，程冬看出了她的心不在焉，隨口問了一句：“咋了？看你心事重重的，家裡有事？”
唐元元本不想說，但被逼到絕境的窒息感讓她脫口而出：“我弟上大學，學費還差兩千塊錢。”
程冬愣了一下。
他沒說那些虛偽的客套話，也沒問什麼時候還。他只是轉過頭，一言不發地走向了街角那家郵政儲蓄所。
十分鐘後，程冬把一沓用報紙包著的、帶著體溫的鈔票塞進了唐元元手裡。
“我當庫管攢的，剛好兩千。”程冬搓了搓手，笑得有些憨，“國企那種大染缸你熬不出頭的，咱就是普通人。拿著吧，先給小舅子交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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