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朝消滅一個敵國後，不可能將敵國文武全部換成本國之人。
一來，本國沒有那麼多的官員儲備，二來，剛剛攻下城池，需要安撫人心，若全部更換，那麼被攻佔領土的軍民會以為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加之被驅逐出統治地位的舊勢力心生不滿、暗中跳動，就會演化為更激烈的反抗。
所以除非以劫掠為目的，大多數時候還是以拉攏本地士民為主，吞併和消化都需要時間，得到本地人的支援，建立統治的時間便能快速縮短，直到朝局穩固了，再開始清算舊國餘孽，而那些有著人脈或者運氣的舊國遺民，也透過這段寶貴的緩衝期，在新船上尋到了自己的位置。
高階官員是如此，底層的吏員便也同樣，他們是潛在的人才庫，願意做實事的人才總是有著用的，在清算完一批上層士官、缺乏人才時，也會從他們之中提拔，因此無論王朝如何變幻，只要能繼續做縣長夫人，誰是縣長，他們也無所謂。
而清濁之分，在魏齊又高於天塹，說是天龍人和牛馬的政治隔離也不為過。
自晉代以降，高門華閥盤踞要津，由清官出身一直當清官，寒門庶姓則晉身無路，由濁官出身一直當濁官。
孝文帝改革，則制定了“九流三清”之準則，大抵規定了流內九品諸官，皆是門閥士族的起家官或遷轉官，是為清官，無事而清閒，有祿而優厚，地位清要，遷擢迅捷；而九流之外，復為七等，這便是寒門庶姓充當的卑職，亦即濁官，事繁而任劇，祿寡而權輕，地位卑微，遷擢遲緩，如此便以皇權的威力和法律的形式，硬性規定以流內和流外做為清定士庶流品的分界線，從而正式制定了官職清濁。
流內九品為清官，那麼三清，便是清上加清，是最高等的清官，也只有身份地位最高貴的鮮卑貴族和漢族高門四姓才能擔任的官職。
這不只是皇權籠絡這些重要士族的手段，也是這些士族的政治需求，士族絕不願意降低身份，自沉濁流之列，直至如今的齊國，也仍是這番舊俗。
而包括郡守縣令等官，雖然在九流之內，也仍不算是清官，畢竟有太多具體的俗務纏身，貴族子弟不願遠離京城，也不願費心幹這些破事，因此這些官員入濁也就不足為奇了。
甚至於在舊魏一朝，文官不一定都是清官，但武官全部都是濁官！
當初高歡去洛陽述職，回家就變賣家產，說是看見了羽林軍譁變，焚燒徵西將軍張彝的宅子，朝廷怕武人作亂而不敢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由此開始積極備戰魏末亂局，“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
而這個事情的矛盾爆發點便在於張彝的次子張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簡單來說就是重新制定選官流程，“且不要讓武將們進入清品高官的行列”。
這直接引發了禁衛武官們的不滿，幾將率領千人，先是去尚書省抓張彝的長子張始均，結果沒抓到，便直接去張家放火燒宅子，張始均、張仲瑀翻牆逃跑，武官們就抓住張彝暴打，張始均逃回來請求代替父親受罪，於是被毆打後丟入火裡活活燒死，而後張彝兩日後去世。
結果北魏對這件事的處理，也僅僅是殺死了為首八人，其他的就用大赦放過了，武官也可以按資格入選清官，這件事對北魏的負面影響不可估量，明示了北魏朝廷的虛弱，直接催化了一批野心勃勃的權謀家。
這也是每個朝廷的兩難之題：若斷絕上升通道，則下層不滿，輕則抗議，重則造反；可若開放通道，先不說士族是否願意，也許若干年後，皇帝會被一個猛人速通，進而改換大王旗。
說到底，皇帝之所以是皇帝，是受到了諸多利益集團的支援，是他們的代言人，而不是成為了皇帝，就自動有了這些支援，真正的支援需要皇帝自己去爭取。
齊國雖然新創，但制度承襲北魏，能做的改革很多，可以得罪的人更多，如何才能儘量得罪少數人、用這些代價籠絡住大多數，則看高殷自己的政治智慧。
就目前而言，高殷覺得拉攏這批寒門濁官是值得的，一如不給武官上升通道，他們就敢衝擊將軍府邸一樣，雖然現在武官們不敢如此，也不必如此，但高殷活著的時候還能壓制，他一死，事情就會開始變化了。
“故此自今日始，如州主簿、郡功曹之流，亦由朝廷下旨敕用之。”
這一道命令，便是針對各地州郡的辟召，限制士族們的力量。
漢朝的地方州郡長官有著闢除掾屬的權力，被辟召者透過察舉孝廉、秀才等途徑，或遷任地方長吏，或躋身朝班，是士人入仕的重要階梯。
就像董卓這傢伙，最初入朝時並不強大，因此需要與自己的恩主袁氏談好價碼，支援朝廷由他話事。雖然袁紹不同意，但袁家又不是隻有袁紹，看在董卓是自家門生的份上，袁隗勉強認可了，在董卓擅權期間默許廢立少帝劉辯，並親解劉辯璽綬，他能與董卓合作的原因，便是董卓曾被袁隗徵為司徒府掾吏，是自己人。
之後韓馥會放棄抵抗，投降袁紹，同樣因為他是袁氏的門生故吏，沒認識到時代變了。
在太平時節，這一番操作還沒什麼問題，但到了亂世，士族立刻就能透過這樣的裙帶關係獲取帝都的最新訊息，乃至起兵將名望變現，比如官拜刺史、加將軍號而領兵者，在規制上可以開府置佐，府中長史、參軍、司馬等人都由刺史太守他們自行徵辟，好處是刺史們對本地的控制力變強，畢竟部下都是自己徵辟的，壞處就是當這個刺史太守出現異心時，部下也大機率猛猛支援。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漢朝是二元君主制，被國家授予官職的，便是國家臣子，君主是漢帝，因此即便劉備入許昌被封為左將軍，受到曹操的厚待，曹操也不是他的君主，因為在名義上，左將軍是漢帝與朝廷贈予他的官職，他可以感激曹操，但最優先的效忠物件是漢帝劉協。
而曹操在早年成為兗州牧時，發掘了一個叫做于禁的將領，拜其為軍司馬，這時候曹操就成為了于禁的恩主，于禁的君主就是曹操，他可以優先對曹操，而後向漢帝負責，因為于禁還沒有正式進入朝廷的官職體系，此刻他身上的官職是曹操賜予的。
等受領了朝廷官職，他于禁便也和劉備一樣，是漢帝的臣子了，只不過反叛曹操，還是繼續保持著對曹操的忠誠，就是他個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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