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寺廟經濟的邏輯鏈是如此地清晰而嚴密，牽一髮而動全身，以至於不可輕動；
所以迫不及待對佛教動手的拓跋珪、宇文邕，乃至後來的李炎、柴榮滅佛都是直接掀了桌子，直接動用國家力量對整個佛教降下帝罰，目的就是不打破這條邏輯鏈而治罪鏈子上的當事人們，割一波韭菜，割夠了以後再重新恢復鏈條，在某些程度上直接暴露出了皇權的目標就是從僧人手中奪取田產資材，所以遭到的反彈力度也十分強大。
而且強如這些帝王，也不敢真正把這條僧尼經濟邏輯鏈給徹底毀滅，因為民間上下對佛教還有相當大的依賴和崇信，間接地影響皇權，如果連宗教能夠重振的制度生態都毀滅了，那許多僧人的精神信仰和經濟倚仗也都灰飛煙滅了，短時間內一定會湧現出更多的僧人和寺廟裹挾群眾鬧事，是徹徹底底的官逼民反。
所以僧尼的免役特權不能廢除，一旦廢了，那麼二百萬的僧眾會反抗不說，廣泛受他們影響的黔首、佛社、邑義、貴女以及崇信佛教的一大幫子權貴都會受到刺激；
別的不說，高睿就是一個信佛信到骨子裡的傢伙，高家宗室裡和他一樣的不說一半以上，有八成都如此，若真這麼做了，那高殷就可以享受到從太后妃嬪外臣將領全天候無死角的哭爹喊娘式勸諫，在他們眼裡，自己的瘋度會直接超越高洋，成為從古至今精神問題最嚴重的皇帝，只怕女人行房時都恨不得給他一腳夾死；
而事實上高殷又的確是想稍微遏制佛教的政治經濟雙特權，那麼就得先放下經濟方面，先從政治入手，也就是改造度牒這東西的作用，把它的政治和經濟屬性略微拆分。
好在前世的公務員生涯給了他足夠的靈感。
說實在的，後世所謂的“高考狀元”只是名不副實的跟風罷了，國家高階公務員考試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舉，熬過了這種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地獄試煉，高殷就已經有了充足的經驗來建設齊國的考試製度；
根據北魏舊制，每年發放的度牒在不同規模的州有不同的名額，大州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齊國目前有百州，其中大州和中州接近四十，小州六十餘，也就是一年產出四千餘名在籍僧人。
獲取的途徑一是透過考試，二是額外恩准，三是納錢換取。
第三項是最多人的選擇，因此能夠度人為僧，本身朝廷就已經收取了一筆“出家費”，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國庫空虛，李隆基讓楊釗用他無敵的國忠想想辦法，楊國忠想出來的妙法就是去山西賣度牒，很快湊齊了一百萬貫；
這對百姓來說也的確是好東西，某種意義上相當於一個經濟特區的金戶口，能逃稅逃兵役徭役，比鐵飯碗還要高兩個級別，所以也有很多人拿來炒高價，以後家裡有人需要逃役可以直接用，實在沒地方用也可以賣給別人，不怕砸在手裡，簡直等於後世的股票期貨，而且還是一本萬利絕對不會爛在手裡的硬通貨。
而現在，高殷就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再開一個口子，即大州擴充十五個名額，中州十個，小州五個，每年增加了八百名僧人的入庫量，等於皇帝主動拓展了佛教的影響力，對佛教有利；
既然對佛教有利，那麼皇帝對這八百新僧的編制有所要求也就不奇怪了吧？
卷，全給我卷，都給我當做題家！好好研究抽象的佛理如何與大齊律法融會貫通，在現實生活中指導百姓依法訴訟，過上具有大齊特色佛法主義社會的高品質生活！
而後高殷再不斷拿出一些簡單的判例法、成文法的例題讓這些小寺做題家們進行思考，反過來又推動國家司法對證據鏈、時間線、犯罪動機和行為軌跡、不在場證明等後世刑偵學的基礎知識探索和建設，從而使大齊的司法制度趨於完善，為之後制定和執行嚴格的司法流程打下基礎；
再透過高殷自己和文林館的待詔文士們創作一批類似《狄公案》、《李公案》、《劉公案》之類的平斷冤獄，懲辦貪官汙吏地痞惡霸的推理話本，培養民間對知法守法、依法行事的愛好，塑造他們對國家法度的信賴和恐懼，就能在無形中使齊律深入朝野人心。
而這就間接抬高了高殷和他所精選的這批小寺做題家的地位，這和當初開辦武會、招募河北士族豪強以及舊洛宿衛作為自身新班底是一樣的，都是汲取在社會中處於劣勢、鬱郁不得志而又有潛力的底層階級，以才能作為選拔標準，使他們能夠迅速完成階級跨越，即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高殷連他們的官面稱呼都想好了，既然是修習律法的僧人，就叫“法師”好了。
再允許他們在各地建立類似律師事務所的“訟寺”，專門負責訴訟事務，有執業資格的法師們就可以在收取高額訴訟費的同時，與當地士紳建立起緊密的合作關係，這種誘惑是法師們根本無法拒絕的。
而這種迅速的攀升必定會引起僧眾內部的警覺和牴觸情緒，然而由於高殷並不是縮減僧寺編制，相反還是擴張，如果要表現出不滿，他們就必須拿出一些適當的理由來；
可高殷並沒有限制他們的徒子徒孫參加考試成為法師，而且這在某種程度上直接開放了僧人參與政治以及部分地方實務管理的許可權，士大夫團體只會更加反對，高僧們反而要保護這條皇帝“腦抽”才願意開放的政治快速通道，讓僧人的力量更加壯大，在朝堂上佔據席位，正式上桌。
而作為從題山律海中捲上來的精英，法師們首要感謝的就是給予這條通道、並持續重用他們的權力來源，也就是至尊本人，畢竟沒有皇權的開恩和推進，他們就沒有上升通道以翻身，行於這條路，便是真正意義上的天子門生，高殷有了新力量可支配，而他們則與有榮焉，甘為帝王所驅馳！
由此，法師們便會發自內心地推崇轉輪聖王的高貴地位，並站在至尊的角度為他調整法律框架，使得齊國的法律制度能不斷適配新環境新時代的皇權需求，從而保護他們透過皇權力量所獲得的法體權益。
這就等於豢養了一批才學出眾、精通辯論、同時精通人性黑暗面的高階講師，在朝則為皇帝的流氓律師團，在野則為月光王者的紅衣主教，奔波各地宣傳皇權與法律的教義，在佛教內部強行分化出一股新力量為高殷所操控，繼而利用他們“衣錦還鄉”、迫切報復以往被歧視壓迫的復仇慾望為驅動力，反過來對佛教內部的保守勢力進行征討！
如此一來，就等於用佛教自己的矛來攻擊自己的盾！
所謂二鬼子比異族更可恨，就是這個道理，如何對守舊頑固派能造成更大的傷害，這些新興階級可比高殷明白多了；
高殷只要在其中稍微推波助瀾，就能讓他們主動破壞掉原先的寺廟經濟格局，建立起對自身有利的訟寺事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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