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佛寺怎麼和律法訴訟扯到一塊去了？
李靈德聞言一驚，想問個究竟，高殷已經放下帳簾，一副不打算多說的樣子；她也不好追問，只能看著高殷車駕遠去而行禮，在之後的時間裡慢慢思索，推敲著至尊此言的深意。
她不知道後世的律師模式有多重要，合理的訴訟機制在追求治下無訟的古代沒有發育的土壤，其中的關竅哪怕讓諸葛亮、房玄齡等明謀國士來思考，也根本無法理解——不是他們想不通高殷追求訴訟制度化和程式化，而是不知道為什麼要提高訴訟數量，這樣只會引起百姓無限追討，提高民野的紛爭頻率，最終不利於國家穩定。
對中國來說，百姓就本本分分地當牛馬，安心給上層打工種地提供賦稅就完事了，牛馬之間的矛盾他們不屑理會，這種事只要在祭拜和下詔的時候對著老天嚎兩嗓子“為了萬民”就可以了。
但高殷來自現代，十分清楚人和人的交往既然有美好的相遇，也就有醜陋的相處，哪怕戀人也時常會因為感情變質而分崩離析，何況涉及到種種利益相關的事情？
人們的戀情因宗法制和婚姻制度被鎖定，高殷自己是受益者，也就不打算改，不然所有妃子跟他談起人人平等、自由意志，要求額外的補償，那高殷也只好伸出屠刀作為她們的青春損失費了；
但訴訟這件事則不同，可以說其中隱含了中國治亂興亡的脈絡。
春秋戰國之所以能有百家爭鳴，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時人預設君與臣各有應盡的道義與職分，無論是《論語》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還是《孟子》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以及最經典的“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都在確定這種權責關係。
各人的地位隨著社會分工不同而不同，不過每個地位都有自己要遵守的原則和權責，是毫無疑慮的，所以會有鎬京國人不滿周厲王的暴政，集結起來推翻周厲王統治之事，因為周王乃至後世天子的本質，就是部落氏族中的大祭司、大族長和大軍團長的代表，在神權行政權以及軍權方面都負有最終的責任，也因此獲得了最高決策權。
因此春秋時期的貴族們經常親自上陣，打仗不僅是他們的義務，甚至還是特權。
而秦制之所以殘暴，就是改變了這種政治默契，所有人只履行義務，享受不了應有的權利，權利都被上層盤剝獻與更上層了；
職責就意味著做事，做事意味著有消耗和對錯，而上層只要不做事，就永遠沒有消耗和錯誤，也就是永遠正確。
就比如親征這件事，作為軍隊最高指揮的皇帝，本身就有義務親臨戰場，帶領將士走向勝利，然而皇帝們為了穩定性和自身以及子嗣的地位考量，將這一職責的主要責任轉交給了將領，以至於玩出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奇葩生態，因為這本質就是君主的私域，君主之上無皇權，而將領在切實履行統軍義務的時候，沾染了皇權的金輝。
如果皇帝親征，那誰還敢言“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呢？君就是大將，是統帥，是天命所歸的最高負責人！
而一個不在前線參與艱苦行軍、不親眼見證屍山血海的皇帝，本就很難成為一個合格的將領，這也是為什麼後世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因為根本沒在前線歷練過，所以中國古代才會屢屢出現押注數十萬而一招落敗，哪怕勝利了也消耗巨大的戰爭，躲在皇位上的帝王不僅對戰爭的殘酷性難以認知，對風險的偏好也天然高於親歷戰場的君主，他們實際上玩的就是一場戰爭遊戲，只是消耗的是真實而血淋淋的人命。
說的就是你，劉小豬！
同樣的，前線將領手握重兵、承擔全部軍事責任，但無權決定戰略方向、也無力控制後方支援，所以白起最後被逼自盡，姜維屢被猜忌，五代十國屢屢出現軍將倒戈自立為王的事情，同樣是權責倒掛的體現，將領們承擔了軍事責任，卻沒有為他們設定行政權力上的安全保障，於是“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替君王履行風險職責而換來的巨大威望，又反過來遭到君王猜忌而黯然收場。
古代中國的政治格局就變成了一場內耗，每個人都沒有安全感，在各種意義上都成為了競爭者，只有其他人全部死絕，或是成為永遠不敢反抗的奴隸，才能迎來短暫的和平。
魏徵在《諫太宗十思疏》中言“載舟覆舟，所宜深慎”，以此勸諫李世民，但這句話的前提就已經將喻為水的臣民視作皇權的私有物，而忽視了水的自然性，也就變相承認了皇權天然控制著“水”的權力，春秋戰國時確立的君臣職權守則，已經被破壞得不成體系，一切全靠皇帝本人是否有自覺。
於是官僚們投上所好，皇權喜歡甩鍋，官吏們就不做事或刻板運轉，最終推崇起“無為而治”，甚至在官僚階層壯大後反過來推崇皇帝“垂拱而治”，一有鍋就甩給皇帝，讓皇權品嚐自己的惡果。
百姓們也沒有足夠的能量反抗越來越精密、冷酷的朝廷公器，於是只能等到公器自己崩壞得差不多時，再給朝廷表演一個大的，比如大澤鄉起義，比如黃巾起義，世間只是從有秩序的損公肥私變成了無序的損私肥公；亂世和治世，只是權責是否脫節的區別。
高殷改革律法，推行佛訟，除了要控制佛教繼續生長的趨勢，納入朝廷的框架內吸收其資源，還是要用佛教推動法律的執行，眾所周知訂立了而無法執行的法律和廢紙沒什麼區別，而佛門中人的辯經力與難纏程度，是能讓官吏更頭疼的，能夠有效地幫民眾抗衡代表朝廷的官吏進行剝削；雖然這樣也會反過來影響朝廷，倒逼朝廷對民眾做出適度的妥協。
即便高殷是朝廷的領袖，利益會因此受損一部分，但他並不覺得這樣不好，相反，從長遠來說，有利於齊國的將來；
他拿的太多了，就一個受過現代教育的人而言，他的確已經收穫太多，雖然在這個時代是理所應當的事，然而從來如此，就對嗎？
像廣納眾女、按喜好殺人、隨意凌辱臣下，乃至用國家公帑來滿足私慾這些事情，他也甘之如飴，也捨不得放棄，但要在適當的地方劃下一條不可逾越的界線，是他這個天子不能冒犯的原則。
畢竟他只是天子，而不是真正的天意，他自己太清楚這所謂的天意是如何來的了，人民把他高高捧起，他就必須把人民記在心裡，哪怕只是一個籠統的“人民”概念，也要有著最基本的敬畏心，即便要優先照顧拱衛自己的利益團體，不能將所有的資源都重新分配給百姓，也要給出他們最低限度的生存資源，並讓他們為齊國的將來有所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