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量級的大人物即將登場，眾將面面相覷，不少人心中的石頭落了地。
東魏時期，出身懷朔的勳貴們，共有十人獲得了“諸公之職”，即三公、大將軍等官居一品、位於官僚體系最頂層的官職。
這十人分別是尉景、厙狄幹、婁昭、韓軌、孫騰、斛律金、可朱渾道元、万俟普、潘樂、侯景。
其中尉景、厙狄幹、婁昭、韓軌這四人是支援高王起兵的元勳，也是高王的姻親，是屬於他們辦事，高王放心的那類人，因此高王給予他們超規格的待遇，以強化這份姻親的紐帶；
孫騰則是高王最重要的謀士和親信，也是高王駐鄴城的代理人，為了避免孫騰被魏帝籠絡，高王需要用諸公之職來換取孫騰的效忠；
斛律金、侯景、潘樂三人，不僅戰功卓著，而且三人都有著極高的威望，斛律金在六鎮中有著其他勳貴難以替代的權威，侯景“擁眾十萬，專制河南”，而潘樂擔任東雍州刺史16年，都是難得的重勳良將，高王需要用諸公之職來換取這三人的武力支援；
可朱渾道元、万俟普二人，既不是最早追隨高歡的元勳，戰功也不比前兩人大，但這兩人贏在了起跑線上。
由於元修西奔關中，讓高王背上了“逐君擅權”的惡名，不少關東豪族和魏室忠臣起兵反抗，或是響應宇文泰，此時的高王揹負著極大的政治壓力。
而可朱渾道元、万俟普放棄了對魏帝的效忠，特意從關中跑回來追隨高王，這兩人擁眾東返，對於四面楚歌的高王無異於雪中送炭，因此諸公之職是對他們“棄暗投明”的超額待遇，表彰他們認清正確道路的明智選擇。
不過最後兩人相較於上面八人，就含金量就大大減小了，比如可朱渾道元，因為是投機成功得到的高位，在東魏早期受到的重視不足，高王第一次攻打玉壁時，曾招攬第一屆玉壁守將王思政，說投降就給幷州刺史的官位。
這個官位的分量可不是一般重，由於東魏的軍事核心地區——晉陽就位於幷州，因此幷州刺史的地位十分重要，是實際上的首都軍區司令，可以說條件極為優渥了。
然而王思政不信，寫信回懟道：“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得？”
高王被王思政的陰陽怪氣所激怒，圍攻玉壁不克，又遇到天降大雪，只得撤兵回國，路上越想越氣，回去就把可朱渾道元升作幷州刺史，也不知道他要感謝高王，還是感謝王思政。
總而言之，東魏北齊只有為高氏所信任、與高氏有著姻親關係的少數懷朔鎮勳貴，才能出任幷州刺史，從高家執政到齊國滅亡，幷州一共來了十五位刺史，除了可朱渾道元外，還有婁睿、段韶、尉景三名姻親勳貴，剩下的十一人裡，八名是高氏宗親。
國都鄴城位於河北的司州，司州也是除幷州之外政治地位最為重要的州，其刺史的分量也僅在幷州之下，共有13人擔任過司州刺史，而懷朔勳貴僅有竇泰、段榮擔任過，其他十一名司州刺史，有十名是高氏宗親。
從這裡其實就可以一窺高王化家為國的小巧思：
在早年創業時期，賀六渾的宗族勢力並不強大，需要多方扶持。為了迅速建立起統治，高歡便重用姻親和鐵桿親信，以此成就高王之業，而又藉助地位上升多帶來的財富與權勢，滋養著自家同姓宗族，乃至和渤海高氏掛上了號，攀上了高枝；
隨著時間的推移、權力的穩固，高家的子弟們也都先後成長、培養起來了，因此從前期需要勳貴們併力支援的局面，變成了高家漸漸接手重要職位、奪取勳貴權柄的狀態，如果沒有意外，那麼高氏會取代一半以上的勳貴，僅保留段韶、斛律金等個別出色的姻親與重將，形成一個對高氏極為有利的勳貴比例，大部分的權力，將會牢牢地掌握在高氏宗親手中。
證據就是整個晉陽的勳貴，只有侯景一人曾被授予吏部尚書之職。唯有掌握吏部，才有著為國家銓選官員、並考核成績的職責和許可權，也就是說，掌握這一要職，便能大肆擴充套件人脈和權力，人事部和財務部也往往是後世最重要的兩個部門，高歡將來給繼承人高澄鋪設的路，也是從吏部尚書開始的。
直至今日，高洋高殷麾下為數不少的河北士族基本盤，也都是繼承自高澄的班底，他們的入仕仍和高澄當初的銓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這才是文襄諸子動不得的真相，高澄雖然死了，但他留下的遺澤仍在發光發熱，保護著他的後代。
侯景本人不愛擔任吏部尚書，更希望掌握兵權，沒多久就卸去了吏部尚書的職務，交給了高澄，回河南做他的土皇帝，而懷朔勳貴只有他擔任過吏部尚書的職務，因此可以說，晉陽的勳貴們從沒有掌握過朝廷的人事大權，這項權力一直牢牢掌握在高氏手中。
不僅如此，隨著高氏的成長，勳貴們自身也在凋零：侯景反叛、斛律金被解除大司馬的職務，尉景接任大司馬沒多久又病逝，太傅孫騰病逝，於是這兩個重要公職又交還給了元魏宗室，實際上就等於回到了高氏的手裡，其他人同樣病死傷逝，到武定八年，魏齊禪代的前夕，還擔任著諸公職位的十人，也就剩下厙狄幹、潘樂二人了。
這就是高氏要上位，對懷朔老登們進行壓制的結果，其實也是一個正常的新人代舊人、權臣家族壓制外臣成長為新皇族的道路，但這個過程中發生了意外，那就是高王和高澄之死。
如果說高王的死亡還在東魏眾人的預估內，那麼高澄的死亡，就完全是意外的人禍了，這使得高氏奪取勳貴們的行動陷入了停滯——實際上，若不是高洋奮發，迅速和母親婁昭君達成合作、取得各方支援，穩固了高氏的基業，那麼今天這個國家姓不姓高、還叫不叫齊國都說不定。
在這種情況下，高家對國家權力的蠶食、對勳貴的打壓就不可避免地中止，乃至於修復關係、拉攏討好了，高王遺言中提到的“厙狄乾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可朱渾道元”、“潘相樂”、“韓軌”、“段孝先”，加上婁昭君的侄子婁睿，一起組建出了第二次晉陽勳貴領導班子，透過支援高氏重新成為重要的股東，不僅獲得了更多的分紅，還能看時機談一談股份的持有比例。
比如乾明元年的政變，就是斛律金與婁昭君對股份的再分配，這點和後來的鎌倉幕府時期的御家人之亂極為相似，弱小的股東被做掉，持有的股份被擺上桌成為其他人的美食，最終決出一個最強的勝利者。
高氏諸帝和晉陽勳貴，就處在這一種互看不爽、互想吞併，卻又不得不攜手並存的奇妙政治環境中。
在這種生態下，誰稍微露出弱勢，就可能被其他人聯手消滅，因此諸多軍頭將個人的安危看得比國家利益還要重，這不單單只是自私，也是為了生存，而勳貴之下有中勳貴，中勳貴下面又有小勳貴，一層層的壓下去，只要天平傾斜，就總會有人想把上面的人拉下來，自己出頭——出不了頭，就遲早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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