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想著，高殷和眾臣都收拾好了心情，看向下一個議題。
“高句麗遣使，奉王女至鄴都，乞與國家結姻。”
對這個問題，朝臣分成兩派，漢人文士並不希望至尊納高句麗王女為妃子，認為這樣就讓高句麗蹭上了皇室的血脈，有損大國榮光，是娶了夷狄之女。
然而這在鮮卑人面前都不叫個事兒，搶奪他族的女人和孩子本就是游牧民族的傳統美德，將自身的血統透過他族女人進行擴散，從而擴大族群，是一種極具生命力的侵略象徵。
由此而演變出來的北朝皇室，對外族的血統和婚姻觀念便相對開放，透過聯姻來結成軍事同盟或穩定局勢乃是家常便飯。
不說早年的道武帝向柔然請求和親、太武帝將胡夏、北涼公主納入後宮，光是本朝就有高王迎娶蠕蠕公主、文襄皇帝繼承之，太祖收段氏女、至尊又繼承之，且至尊自己都迎娶了突厥公主，多個鮮明的例證在眼前，漢人的言論在這一點上實在站不住腳，且說得越多，得罪的各族勢力就越多。
因此漢人文士們中途一轉論調，言高句麗乃下國，在新莽時期就曾被王莽更名為“下句麗”，和這種國家的女人結親有辱國體，請高殷三思。
但高殷卻忍不住微笑：“卿等多慮，此非昭君出塞，而是昭姬歸漢。夫餘人慕我國家，心向王化，特來請結，此乃人心歸附，朕怎能輕拒？”
魏長賢邁步出列，躬身行禮，而後道：“至尊引喻失義。昭姬歸漢，乃是因為蔡昭姬本為漢人，漢末南匈奴叛亂，昭姬為匈奴左賢王所擄，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後魏武遣使者以金璧贖之，方才歸國，而高句麗之女為扶餘人之後，豈可相提並論？”
高殷搖搖頭：“魏卿所言差矣。既知漢末故事，怎不知遼東、玄菟、樂浪等郡縣亦屬漢家故地？”
他看向眾臣，目光掃射一圈：“眾卿可知高句麗之舊事？”
無人回應，高殷便娓娓道來：“漢宣帝時，有一人生於玄菟郡高句驪縣，因七歲善射，故得夫餘語中善射之音，名為朱蒙。”
“後在漢元帝時逃至某地，見該地土壤肥沃、山河險固，於是定居而建權，也就是如今的高句麗。推演而來，高句麗人之祖實為漢家之玄菟郡人，亦漢人也。”
“這……”
漢人文士們面面相覷，有些不敢相信。因為從漢朝開始，儒家和漢族文明所繫結，如果高句麗也是漢人，就說明世界上出現了不受儒家輻射影響的漢人文化圈，也就是說，儒家會從漢人政權的政治體系中解綁，從基礎系統變成了一個可以選擇的程式，而高句麗就是沒有繫結這個程式的另一種發展。
這也是儒家在文明發展上的侷限性，因為強調君權神授、倫理綱常，在提供強大的秩序性與合法性，能為現有的君王地位背書時，也較難適應社會急速變化的動盪期，所以在南北朝、五代、金元、明末等大亂世時期，漢家讀書人的能力都難以顯現，只有建立起了穩固的國家政權，他們才能發揮出最大功效，輔佐新國建立統治。
他們幫君王向下一層層的攫取權力，自己再在這個過程中分潤，卻沒有想著為哪一階層保留權力，使得權力集中在最上層，強化中央集權的同時，也就讓帝國的其他環節變得脆弱，難以應對外部的挑戰。
這也是為什麼歷朝歷代最終總是會用儒家治國，原因無他，在穩固統治上實在是太好用了，所有人不需要疑問、只需要服從，無條件的追隨儒家所構建的君臣父子夫妻的綱常金字塔，這就以犧牲社會的活力為代價，極大地降低了統治階層管理社會的成本，許多矛盾都能透過這套真題強行壓制或消磨。
但反過來，儒家這套模板是外聖內王的打法，就很難對外部環境做出反應，這也是儒家底層設計所暴露的結構性缺陷，一旦外部的壓力過大，那內部的儒家系統就會自動崩塌，它根本承受不了來自外部的重壓，所以能看見漢末世人成群結對地投奔曹魏、又拋棄曹魏投奔司馬晉。
接著是五胡十六國，北周隋唐，遼人金人蒙古人，乃至元末丐僧和滿洲韃子……
誰贏他們幫誰，他們幫誰誰贏，或許就是最好的註腳。
但高句麗的存在這對這一事實產生了割裂，既漢朝的夫餘人將漢朝州郡自行割據了出去，形成了一種與漢朝文化圈相似卻不同的國家主義，從這裡開始就產生了一種文明之論，即所謂的漢文明，到底是依據血統還是依據文化傳承？
如果是前者，那高句麗明顯也同屬於漢文明，那儒家學者們對於高句麗王女是否可以被納入宮中的討論就毫無意義，因為本來就都是漢朝遺民，真·五百年前是一家，屬實是重歸王化了，所以高殷才用昭姬歸漢的典故。
而如果是依據文化傳承，那就更落入高殷的圈套。
因為教化是從孔子的有教無類思想傳承下來、一直延續到後來的儒家精神里的，用後世的思想來評價，所謂的教化就是當大爹教育別人，既然如此，那齊國的儒家們也同樣可以把高句麗給教化進齊國的文明體系中，讓他們在現實和精神上都成為齊國的藩屬國——只要統治者想。
從某種意義上說，高殷這時候就獲得了對高句麗進行儒家宗教戰爭的宣稱，要求對方學習自己的先進思想從而不惜付諸武力，比歷史上普六茹廣以“不遵籓禮”的藉口還要好一些。
藩屬國畢竟是外國，隔了一層宗主的關係，但有了名義上的共同先祖以及姻親關係，那未來齊國以上國的姿態討伐高句麗合情合理，也會讓高句麗臣民對於這種入侵的抵禦心理比隋軍會有所降低，畢竟隋、齊和高句麗之間的關係性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