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尊不置可否，八囚再不敢言，乖乖跟隨引導他們的使者離開此處。
高殷恢復了笑容，看向二位陳使：“我國地大物博，就連人才都如此之多，一位死囚都有膽色把握住機會。”
畢竟這可能是八囚等人此生唯一一次覲見天子的機會，想到此人在遊戲時的膽大心細，倒也不意外。
江劉二人連拍馬屁，只是劉師知又補了一句：“國家有刑法，若能依律處置，不以此物取樂，齊國必大昌也。”
“噢？劉副使莫非是輸了賭，故而抱怨？”
高殷的調笑讓劉師知招架不住，雙方各自都很清楚，高殷在向他們展示自己對國家的控制力，繼而擊碎那些幼主臨朝、控國艱難的幻想。
陳國和周國自然希望齊國內患不息，否則就太可怕了，哪怕只是安慰自己，也會預設高殷對國家的統治尚不穩固。然而江劉出使數月有餘，雖然有齊人監視，但也收集到了大量的資訊，很難想象天保末年的弊政被這位新君所改革了大半，其乾明新政自鄴向齊國各處推廣，已卓有成效，這就意味著齊國的潛力正被充分開發著，國力的上升意味著他國相對變得弱小，而高殷本人也能從這些改革中攫取政治威望。
打仗很重要，高殷也需要軍功才能坐穩皇位，但治理民生同樣重要，政治改革是一種隱形的實力，關係著官士軍農的利益分配，如何把支援的人搞得多多的，反對的人搞得少少的，才是一個合格的文治皇帝。
縱使李世民打遍隋末無敵手，但沒有後來的貞觀盛世，他在歷史上的定位也只是一個軍頭而已，貞觀盛世讓他此前殺兄滅侄淫嫂逼父篡位的惡行程度下降了許多，他傷害的只是李淵和李建成等少數人，卻讓天下贏得一段夢幻般的幸福日子，兩相對比，還是李世民來做這個唐太宗更好。
相對的，西晉就算統一了天下，但沒能建立起穩固的秩序，讓天下幸福安定，那功業也就被迅速擊潰，被後世之人當作笑談。
在這個時代，高殷佔據的便是類似唐高宗李治的生態位，只是沒有李治那麼好的開局，甚至還要為國做鴨，忍受著突厥女人的騎乘和壓迫，而在這種種不利的情況下，高殷仍能擊敗婁太后等反對派，並立下稷山、庫莫奚、玉璧等軍功，這便有了繼承高洋乃至高歡政治遺產的資本，哪怕是周人也黑不得——他們被揍得最狠了。
而南朝則更喜歡從政治方面蛐蛐，畢竟南朝才是漢晉以來的正統，若武德昌盛，很容易改朝換代，從政治上就安全許多，士大夫們也喜歡關注這一點，因此比起軍隊的捷報，齊國文治給陳使們的震撼還更大一些。
他們甚至能推理出一個令人絕望的事實：齊國的國力已逐漸恢復，不需幾年就能達到魏朝的水平，與十年前高洋在雞蛋上跳舞的伐梁賭博不同，現在齊國對陳國完全是碾壓的態勢。
只是由於關中尚未平息，齊人更在乎滅周，才遲遲沒有對陳國大舉攻伐，一旦周國滅亡，那陳國也就奏響亡國之音了。
因此陳使一面要和齊帝交涉，達成國主想要的和談，一面又要拿放大鏡尋找齊國衰敗的蛛絲馬跡，維持本國的自信，甚至對症下藥，暗中惑亂齊國政治，引起新一輪的鬥爭；
而判斷的標準，就在於齊帝何時展露其暴戾的一面。
儒家推崇仁愛，宣傳仁愛是構建秩序社會的基礎，但不會明言需要推崇仁愛的原因是人的本性並不仁愛，或者說，人可以有任何一面，既有慈悲也有暴虐，既有愛心也有殺欲，只是會根據不同的場合和心情進行宣洩，正如高洋這樣暴戾的瘋子，對妻子李祖娥也有著溫柔的一面。
而作為依附皇權以獲得榮寵的學派，儒家也不會去抑制皇權，為皇權攫取權力是本能，皇權越大，他們能分潤的利益也就越多，因此對皇權無止境膨脹的局面，儒家也只能繼續念些無人在意的經文，心安理得地當做自己勸諫過。
所以許多達官顯貴驟掌大權便會原形畢露，把人性中的本惡給暴露出來，因為底層的規則已經無法約束他們，他們只需要遵守上層的規則；觀察皇權也是如此，漢文帝剛繼位時要對周勃客客氣氣，並默許功臣們處死漢惠帝諸子以及原先的代王后母子，所謂“孝文在代時，前後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後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
新登基的皇帝權力不穩固，為了討好掌權的大臣，讓他們放心，連親兒子都要殺死。
等到地位穩固了，三代以降無過之的漢文帝也開始寵信趙談、鄧通等宦官，貶黜賈誼驅逐袁盎，逐漸暴露人性的弱點。
即便以劉昱、蕭寶卷這樣的少年暴君來看，他們的暴戾一部分源於自身不修德行與初掌皇權的狂妄膨脹，而另一部分也來自同朝臣們的鬥爭，失敗後又在缺德的基礎上被額外抹黑，從這個角度來說，新帝何時變得驕奢淫逸，也是臣子衡量政權穩固的標準之一。
驕傲意味著滿意，滿意代表目前無有威脅，皇權無威脅，則說明整個國家按照皇帝本人的意志在運轉著，這點用來判斷一位英明神武的統治者時尤其準確，高洋就是最好的例子。
而齊帝刻意在陳使面前顯示自己的殘暴，絲毫不怕他們回國大肆宣傳，也是一種無言的自信：任你們在南朝如何嚼舌根，過上幾年，齊軍的鐵騎都能把它們踏得灰飛煙滅。
被凌虐的臣民反倒對齊帝感恩戴德，更表現出乾明帝統治權術的高超，以此窺之，其已經將齊國內部的反對勢力整合完畢，至少不影響皇帝大申志向，他若是對陳國不滿而把矛頭調轉向南，那陳國……
更要小心翼翼地討好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