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調周之天下是太祖所建之宏業，已經是宇文憲最後的反抗了——連手段都算不上，他的權力觸手被宇文護盡數折斷，就連身邊的宮伯和內史，都被換成宇文護的親信，皇權莫說千里之外，連十步以內都都無法保有。
凡事有利有弊，他的反抗讓周臣確認了宇文護權欲熏天的自私心理之同時，也讓宇文護對他的管控變得不合理卻合情，畢竟他要殺宇文護，宇文護的反應有所過激也是人之常情；試圖勸諫宇文護收斂惡意的臣子都得到了一個血淋漓的下場，所有人都不知道這局面會持續多久，只能待“天時有變”，至於向好還是向壞變化就難說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新局面來臨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會鬆口氣。
黎明尚未到來，眾人只能忍受黑暗，三位皇帝親自演示了反抗的結果，臣子也只能無奈匍匐。
宇文憲打的是太祖牌，宇文護也不能從正面駁斥，因此輕咳一聲，娓娓道：“陛下勿憂，沙場紛爭、軍隊拉鋸本就是常有之事。太祖率軍與東賊戰於小關、沙苑，皆獲大捷，然河橋雖斬殺高敖曹，亦小損眾於賊手，邙山雖獲北豫州與虎牢關，然北軍亦為東賊所破，臨洮等五王被俘，國家損兵無數。”
“太祖英姿不世，算略無方，猶有此敗，可知人力有窮盡時，廟算至臻，謹候天意，天若不允，反受其咎。昔得虎牢而失萬軍，乃立府兵，可見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今暫失河東而與敵決戰，焉知他日非我大勝東賊、兵臨晉陽乎？”
宇文護毫不猶豫地提起了宇文泰的戰敗，堵住了宇文憲的嘴。
後人覺得北周雖然前期弱小，但後期執政得當，因此以弱勝強，但這種想法多是在勝利者的角度進行詮釋，實際上宇文泰雖然在小關和沙苑大勝東魏，確立了西魏國基，但後期國力差距逐漸凸顯，就使得河橋、邙山皆慘敗於東魏軍了，如果不是高歡臨死前想要解決玉璧這個心腹大患，也不會遭到嚴重的慘敗。
侯景反叛，高澄身死，這些都極大地損耗了東魏的實力，若說西魏是因為弱小而團結，那麼東魏就是強大而膨脹，如果高澄不死得那麼滑稽，或者有一個可以與婁昭君分庭抗禮、保護東魏整體格局的人在身邊輔佐，那麼東魏就不需要進行內部的權力競賽，很可能提早消滅周國；婁昭君本該是這麼一個人，甚至因為是女性和國主的母親，應該比宇文護更稱職，可在人不為己這條路上，宇文護連她的車尾燈都看不見，婁昭君的對手只能是坑死全族的呂雉和禍亂天下的武曌這兩個神人。
所以在時人看來，周國的確遠弱於齊國，這是立國之時根子上就有的問題，雖然會為了顏面不會公開承認，但真實的心理無法對自己說謊，因此周國遠比齊國更需要強調正統和周禮——實力不夠才更喜歡拿名分來湊。
晉王在東堂會議上指出，大周目前的發展瓶頸，是太祖時期遺留的歷史性挑戰與結構性矛盾的階段性體現。他所主導的系列革新，旨在妥善解決這些先發性問題，為帝國的可持續繁榮奠定堅實基礎。
而當前正在進行的河東之戰，正是大周在邁向新時代過程中，所面臨的又一次重要挑戰與戰略機遇。此次戰爭不僅是對我軍戰鬥力的直接檢驗，更是對周國整體治理體系和應變能力的綜合性大考。
晉王強調，在戰局尚未塵埃落定之前，要對前期出現的小規模失利持以全面、客觀、辯證的態度。應當看到，這些區域性現象並非對全域性的否定，而是周國在長期鬥爭中不可避免的階段性磨礪。其存在的意義，恰恰在於為周人提供了寶貴的實戰資料與歷史經驗，看清不足、補齊短板，最終將教訓轉化為勝勢的基石。
因此晉王向全國發起號召，從皇帝至臣民，都要樹立必勝的信心，以高度的歷史自覺，在戰場上書寫無愧於時代的答卷；每一次風雨，都將是灌溉“周國特色封建主義道路”的甘露，每一次挫折，都將是通往最終勝利的階梯，在太祖創下的基業之上，這屆朝廷正以堅定的決心和穩健的步伐，致力於為帝國開創一個更加穩定、持久與光明的未來。
宇文護與其幕僚早就準備好了通稿，無論宇文憲說什麼，都要強調國家在蒸蒸日上、即便遭遇挑戰也小心謹慎的執政態度，在這偉光正合的宣傳口徑之下，凡是提出反對意見的臣子都被視作對大周心懷不滿之人，宇文泰遭遇危機而拿出的決斷和勇氣成了宇文護的絕妙盾牌，不斷逼迫臣民們對周廷拿出信心，至於將來如何，總會給他們一副滿意的答卷。
正因為宇文憲扣著太祖說話，所以才不能反對太祖時期的政策，而宇文護作為執政本尊，哪怕提出太祖曾經犯下的錯誤，也無人能對其進行懲處，只有他扣別人帽子的份，巧妙而強硬地將反對他的意見詮釋為反對國家、反對太祖，因此哪怕是宇文憲，對此也只能無語凝噎：他縱是有諸葛孔明的辯才，面對這種批判的辯證法也無可奈何。
因此他只得放過這個話題，跳回另一個細節上：
“叔裕鎮撫玉璧二十年，雖非河東總管，各郡實仗其威。玉璧既破，諸城紛陷，實是此然。朕哀叔裕之才，更痛柱國遭戮，故而欲追贈叔裕為王。”
聞聽此言，宇文護面上的淡然維持不住，露出一縷怒色！
王，可是周天子的象徵！
《禮記·表記》曰：“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
天子受命於天，臣下受命於天子，故周朝的最高統治者稱為天子、天王。
雖然王號在漢朝開始被立為第一等爵，但在復古周禮的鮮卑周國，王號恢復到了最古樸的使用方式，即統治者的尊號，因此從西魏文皇帝元寶炬駕崩後，後面的元欽、元廓未建年號而稱元年，必要時沿用大統。
這是因為紀年的方式在古代分為兩種，分別是【王號紀年】和【年號紀年】。
前者是漢朝之前的傳統，以君王年數紀年，是更古的傳統，而後者為漢武帝所創，兩種紀年方式有著不同的政治意涵，對於非中原本地出身而興起的胡人政權更是如此。
如前燕“慕容氏初興，奉晉正朔”，但隨著勢力膨脹，已經可以挑戰帝位，慕容皝便停止使用晉年號，以古者諸侯即位，各稱元年，採用無年號紀年，從此不再奉晉正朔。
這裡面就有了兩層含義，一是推崇自己復古，意味著自己的發展脈絡是和夏商周一脈相承的，而不進入漢魏晉的中原序列，不歸中原人管了；二是將此時天下紛亂、列國爭雄的局面比作春秋戰國，群雄逐鹿，誰得之的問鼎——大家都是玩家，看誰笑到最後。
正是抱著擺脫漢晉傳統敘事的念頭，北周才從西魏文帝死後刻意不設定年號，以元年稱呼，將自己塑造成繼承周朝精神的新生代中原逐鹿者，所以不需要皇帝這個稱號，王就已經是最高敘事體了。
王號紀年是周朝敘事，年號是漢朝敘事，而北魏追尊的第一位始祖是成皇帝拓跋毛，在位時間是六百年前，這個時間恰好是秦朝被滅亡的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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