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臘八。
吉春市，光字片，周家。
周家一共五口人:
周父周志剛、周母李素華、大兒子周秉義、女兒周蓉、小兒子周秉昆。
今天，都在。
吃過晚飯，周父進裡屋繼續做木工，周母李素華和女兒周蓉去外屋地拾掇碗筷，老大周秉義和老三週秉昆坐在外屋炕沿嗑瓜子。
周秉義開啟收音機，收音機傳出播音員的聲音慷慨激昂：
“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拿什麼做標準呢？拿什麼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需要的地方去”
最近一段時間，從早到晚，廣播裡都是上山下鄉的宣傳，生怕有人不知道。
聽著收音機裡播報聲斷斷續續傳來，周秉昆望著外屋低頭洗碗的周蓉，揚聲喊：
“姐，你聽這廣播裡說的，報紙上也天天登，多子女的家庭，就一個能留城，剩下的都得走‘上山下鄉’的路，這是革命青年的必經之路。
咱家三個孩子，咱哥去了建設兵團，我跟你，還要有一個得下鄉。
“這還用問？”周蓉甩了甩手裡的飯碗，“我比你大，當然該我下鄉！”
“理是這麼個理，你比我大，是該你去。”
周秉昆抓了抓頭髮，語氣放緩了些，
“可你是姑娘家，長得又好看，下鄉讓人不放心。留在家裡，爸媽心裡也踏實。”
聽他這麼說，周蓉立馬急了，放下碗“噔噔噔”闖進屋裡，臉都漲紅了：
“不行！我已經給街道遞了志願書，表了忠心，必須下鄉。
不去的後果，你們也清楚！”
這話一齣口，全家人都愣住了。
誰也沒料到，她竟然先斬後奏，把話說到這份上——真要是不去，後果很嚴重。
周秉昆雙手往炕沿上一撐，直了直上身，看著周蓉說：
“姐，沒想到你理想這麼遠大，我真佩服。
要是這樣，那下鄉的名額就給你，我留家裡。
不過，你要是去太遠的地方，爸媽指定天天惦記。
我聽說有去二道河農場下鄉的名額，春燕她倆姐姐都要去那兒。
二道河農場離咱家就五十里地，我跟媽啥時候想你了，抬腿就能過去看看。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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