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十分鐘聊得還行，何書涵講了自己在英國做廣告文案的經歷，面試官頻頻點頭。但聊到她最近一份工作的時候，對方的表情微妙地變了。
“你在這個導演工作室待了三個月？”
“對……”
“為什麼這麼短？”
何書涵準備好了這個問題，從容不迫地說：“影視專案週期比較短，階段性任務完成後我希望探索更適合自己長期發展的方向——”
“但三個月連試用期都沒過完吧？”面試官打斷了她，“你簡歷上寫的上一份工作在英國做了三年，然後回國只做了三個月就走了。說實話，這個跳槽頻率在我們這邊是有顧慮的。”
何書涵張了張嘴，想解釋工作室的實際情況——家族企業、廉價勞動力、沒有職業發展空間——但她不太確定該不該說，怕說出來只會更減分。
面試在二十五分鐘的時候結束了。面試官說“我們內部評估一下”，很明顯是客氣的拒絕。
第二個面試更短。一家做知識付費的創業公司，招品牌策劃。何書涵到了線下才發現公司在一個共享辦公空間裡，一共六個人，CEO親自面試。聊了十分鐘以後CEO問她期望薪資，她說了兩萬，CEO笑了一下說“我們這個階段可能給不到”。
何書涵走出那棟寫字樓的時候，外面飄起了小雪。她站在路邊等了五分鐘網約車，手凍得發紅。上車以後她給Lifeskipper——現在應該叫謝知文了——發了一條訊息：
何書涵：面了兩個，都不太行。一個嫌我跳槽太快，一個給不起錢。
過了十分鐘他回了。
謝知文：年前本來就不好找。別急，年後再說。
何書涵沒有回覆。她靠在網約車的後座上，看著窗外模糊的街景。車裡的暖風吹得她昏昏沉沉，司機的導航在播報“前方兩公里擁堵”。
她看著自己銀行卡里比起剛回國稍有增長的人民幣存款，嘆了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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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前兩天，何書涵終於給媽媽打了電話。
“媽，今年我不回去了。”
“為啥？”
“在找工作，走不開。”
電話那頭安靜了幾秒：“那你一個人在北京過年？”
“還是跟一萌一起，他們家過年熱鬧。”
“好嘛。”她媽媽的聲音輕了一點，“我給你轉點錢，你買點好吃的。”
“不用——”
“我曉得你現在沒收入。”
何書涵沒有再推辭。掛了電話以後她看到媽媽轉了八千塊錢過來，備註寫的是“過年吃好點”。
她爸沒有打電話來。何書涵不知道是媽媽沒告訴他，還是告訴了但他選擇不說話。不管是哪種，她都鬆了一口氣。她能想象得到她爸聽說她辭職以後的反映，那種“我早就說過”的表情，比任何一句責罵都讓她窒息。
除夕那天，丁一萌的父母早早來家裡準備年夜飯。而建明去了他自己父母家過年——一萌說是她提出分開過的，建明雖然不太高興但也沒堅持。何書涵知道這裡面有更深的東西，但一萌沒展開說，她也沒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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