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下安靜了一瞬。她繼續說下去：“我媽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出去打工了，一年回來一次，有時候兩年。我記不清自己等過多少次班車，等的人到底有沒有在那趟車上。這部片子其實不是替誰發聲，是我想拍給自己的故事——我想把那個一直沒等到什麼、卻還是習慣性地等在那兒的自己，好好地拍一遍，不為了讓誰同情，只是想證明，那份等待本身，是真實存在過的。”
臺下響起了掌聲，持續了很久。
那個女孩坐在前排靠邊的座位，正跟大家一起鼓掌，抬頭仰望著臺上閃閃發光的人。
首映之後，口碑好得超出預期。豆瓣開分8.2分，不少影評人分析那個長鏡頭的排程，說這是近幾年國產現實主義題材裡，難得沒有濫用苦難、也沒有強行昇華的一部作品。
口碑雖好，可票房卻像一個水龍頭，從第二天開始，就沒停過往下澆冷水。
上映首日，排片佔比不到百分之三，大多被安排在上午十點和晚上十點半這種邊角時段。第二天，排片又縮水了一半，同一時間段的銀幕，隔壁廳放著一部特效轟炸的商業大片，場場爆滿。
嚴可欣每天睜眼第一件事，就是開啟票房統計的App，看著那條本該往上爬的曲線，紋絲不動地趴在很低的地方，手指劃過螢幕，一遍遍重新整理，彷彿多刷幾次，數字就會不一樣。
更難受的是一條轉發量不小的評論，措辭很不客氣：“導演大概自己也沒經歷過真正的貧窮，坐在空調房裡想象出來的苦難，看著精緻，骨子裡卻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凝視和消費。”
嚴可欣盯著這條評論看了很久，手都在抖。她想反駁，可反駁的話堵在喉嚨裡，一個字都出不來。那天晚上，她一個人坐在出租屋的沙發上，第一次認真地懷疑起自己：她拍的，到底是那份自己記憶裡真實的等待，還是一份被鏡頭語言修飾過的、只是為了獎項和口碑的“苦難”。
深夜，她翻出手機相簿裡當年那部短片開機時的照片——那時候一窮二白，劇組十來個人擠在一個院子裡吃盒飯，卻是她這輩子最有幹勁的一段日子。她盯著照片看了很久，心裡那點搖搖欲墜的信念，又勉強撐住了一點。
第五天，她一個人跑去一家郊區的影院，專門看了一場自己電影的放映——想看看到底還有沒有真的觀眾在場。
放映廳能坐一百多人，那場只坐了六個。嚴可欣縮在最後一排，看著銀幕上自己耗盡心血拍出來的畫面，又看看眼前空蕩蕩的座椅，第一次生出一種徹底的、說不出口的無力感。
散場的時候，前排一個上了年紀的阿姨抹著眼淚站起來，走的時候拍了拍旁邊同伴，說了句“這電影拍得真好”。嚴可欣站在後排的陰影裡，沒有出聲，眼淚卻忽然就下來了——原來她拍這部片子的意義，從來不需要靠一個漂亮的票房數字來證明。
可就算知道這個道理，心裡還是疼。
那天回去的地鐵上，嚴可欣一個人坐在角落，手機裡陸續彈出幾個朋友的問候訊息。
何書涵：“可欣，你還好嗎？要不我給你買點營銷號吧？”
張曼語：“可欣，加油！我們學校的老師同學都很喜歡你這部電影。”
Vincent：“可欣老闆，恭喜上映，苟富貴勿相忘。”
嚴可欣看到Vincent這條扎眼的資訊時，恨不得穿越螢幕過去給他一錘子。
最後，還有一條來自“小白”的訊息：“可欣姐，你永遠是我的榜樣。”
這些年在劇組，亂七八糟加了太多人，她壓根不記得這個“小白”到底是誰。
她乾脆一條都沒回，只是望著車窗外飛速掠過的隧道燈光，一盞一盞地數。
晚上，她給在重慶老家半退休的爸爸久違地打了個電話，還是日常的幾句閒聊，末了才輕飄飄地說了一句“我的第一部 電影上映了”，爸爸開心地祝賀她，雖然並不知道這句話背後到底意味著什麼。
掛了電話，又對著空蕩蕩的房間坐了很久——這份喜悅，她很想跟媽媽分享，可這個念頭一冒出來，才想起媽媽已經離開她幾年了。
轉機來得有點意外。一個國際電影節的選片人主動聯絡了她，說對這部片子很感興趣，希望能邀請去參展。緊接著，幾篇寫得很認真的長評在豆瓣上被頂了上去，其中一篇被大V轉發，配文寫著“今年最被低估的國產片”，一夜之間漲了幾千條評論。
更讓她紅了眼眶的，是一條很長的私信——一個年輕觀眾分享了自己也是留守兒童的經歷，說自己看這部片子的時候，從頭哭到尾，末了寫道：“謝謝你把我們童年的等待，當成一件值得被認真拍出來的事，而不是一段需要被同情的經歷。”
嚴可欣把這條私信反反覆覆看了很多遍，忽然覺得，那些說她“消費苦難”的評論，好像也沒那麼重要了——這部片子，至少真正抵達了它該抵達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