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喜歡這個安排。
新單位在波士頓東邊，離我剛磨著房東用低價續租的舊公寓遠了不少，這意味著我每天要更早起床。
而且，我一直聽說東區的警督和我的舊上司很不對付。
“莉莉，過去之後可別對那隻愛爾蘭肥豬太客氣。” 在歡送會上，我那一身酒氣的頭兒親自證實了這一點。
無論舉辦過多少次反歧視培訓，警局仍然是個頑固不化的地方。他們總是用最冒犯的詞彙來稱呼自己的敵人，有時也這麼稱呼自己的朋友——你幾乎很難分辨。
我用了整整三年，才勉強贏得老同事們的認可。
只是認可，而非友誼。
我自然知道空降到新環境等於一切從頭來過。
所以，過去兩週我一直夾著尾巴做人，幫著同組的警探看監控、整理口供，儘量不出什麼風頭。
“愛爾蘭肥豬”倒是還行，我只在會議上跟他打交道，他沒有想象中肥，也不太在乎下屬都在做什麼。但我的直系上司貝瑟尼警佐總是莫名其妙地找我的茬。本以為作為A7唯二的女性警官，她會對我的境遇感同身受，但這反倒成為了她針對我的理由。
“我就說吧，小女生當警察，太脆弱、太不堪一擊。”
下午的專項會議，我只不過是打了個哈欠揉了揉眼睛，她就不知又從哪兒冒出這麼一句。
愛爾蘭肥豬瞪了她一眼，倒不是替我鳴不平，只因她打斷了他的案件陳述。
也不能全怪她。肥豬總有辦法讓所有的會議都變得冗長無聊。
會議室的空調壞了，雖然窗戶開著，但一點風都沒有，我撐著下巴，有一搭沒一搭地聽著這次的案子：
2018年8月，普林斯頓大學化學系在讀博士生朱某留下遺書，稱不堪學業壓力，打算攜妻子在德拉瓦河上跳橋自殺。二人失蹤後，普林斯頓警方曾組織多次搜救，由於河水湍急，始終未能找到屍體。
兩個月後，朱某的導師李教授失聯。警方調查後瞭解到，他在學生自殺後情緒低落，曾向同事提及不堪輿論困擾與良心譴責。
過去一年，普林斯頓警方始終未能找到更多與三人失蹤相關的線索，而逐漸傾向於“自殺假設”，案件進展停滯，直到最近——
“所以呢？” 貝瑟尼再次打斷，“屍體在我們這被撈上來了？”
我就算地理再怎麼不好，也知道德拉瓦河根本不流經波士頓。
肥豬沒有回應，繼續用毫無起伏的語調解釋召集會議的原因：
近期，普林斯頓警方在調查另一起案件時（他用了三十分鐘來介紹這個無關的案子），在一處廢棄實驗室的下水道取樣時發現了 DNA。經過比對，確認屬於朱某。這一發現讓警方重新審視朱某的失蹤案，懷疑當年推定的自殺結論可能有誤——
“當年辦案的條子可要倒黴了，” 貝瑟尼幸災樂禍地插話，“可說到底，這關我們局什麼事啊？”
“跟他一起留書自殺的老婆最近在我們這兒出現了！！他媽的！” 肥豬忍無可忍地吼了一句，油亮的臉頰漲得通紅。
一直停在桌上的蒼蠅聞聲驚動，嗡嗡地飛了起來。
“呃……她在我們局附近開了一家餐廳。”
意識到自己的失態，肥豬有些尷尬，“菜太好吃，被一個來波士頓旅行，一連去吃了一個禮拜的警員認出來了——那人正好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校警。”
如此離譜的行跡敗露，從一頭豬的嘴裡說出來，就顯得更加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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