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城北貧民巷回來之後的第三天，我去了東市的觀濤茶樓。
秦樓勸我緩一緩再去。他說大人連續跑了兩家，每一家都碰了一鼻子灰，不如先歇兩天，把陳大人案子的線索理一理。我說不用。不是不累，是不敢歇——千冤鏡這幾日安靜得反常，既不震也不鳴，像是暴風雨前那種壓著氣的死寂。我越是在意這面鏡子為什麼沉默，它就越沉給我看。
觀濤茶樓在東市尾巴上，緊挨著護城河，是那種不上不下的地方——有錢人嫌它寒酸，窮人也進不起，主要做小商人、衙門書吏和落魄文人的生意。茶樓有兩層，樓下是大堂，擺七八張方桌，樓上隔了雅間。我剛走到門口就聽見了琵琶聲，弦擰得不算好，但彈的人手上有功夫，把一首尋常的《月兒高》彈出了幾分不平整的味道——不是技藝不行，是故意在每個轉音上慢了半拍，好好的圓潤曲子被拉出了稜角。
茶博士引我上了二樓，在最靠裡的角落坐下。琵琶聲停了一會兒，換上一首我從未聽過的曲子，調子很慢，像是在低低地講一個沒有結局的故事。我順著聲音望過去——隔著珠簾，隔壁雅間的窗邊坐著個二十來歲的姑娘，穿一件半舊的鵝黃衫子，袖口繡著褪了色的纏枝蓮花樣，低著頭調絃，半個身子隱在簾子後面，只露出一截白淨的側頸和握著琵琶頸的那隻手。
“那就是蘇姑娘。”茶博士壓低聲音，“兩年前來的，一手琵琶彈得極好，就是脾氣怪，客人點曲子她從來不唱，只彈。給的賞錢多了她也不謝，給少了她也不惱。有人背後說她——”
他話說到一半，樓下有人喊添水，他哈著腰走了。
我在簾外站了片刻，沒有首接進去。千冤鏡這次給我看的畫面不算多，只有兩個：一個是富麗堂皇的宅院，門上掛著“蘇宅”的匾額，匾額上蒙著大紅綢子，像是剛掛上去的。另一個是同一扇門，匾額被人砸成了兩半，門檻上潑著餿水和爛菜葉，門上用白漆歪歪扭扭寫了三個字——老騙子。
這兩個畫面之間，不過三年。
“客官既然來了，何必站在簾子外面？”雅間裡傳來一個聲音，不冷不熱，像涼透的茶。
我掀簾進去。蘇晚抬起頭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身上停了兩秒，又落回到琵琶上。她的五官生得很清秀，眉眼之間有一種不該出現在賣唱女子臉上的東西——不是傲氣，是警惕。那種警惕不是害怕，是一個曾經站在高處又跌下來的人，對所有人的審視。你第一眼看她覺得是疏離，第二眼才讀出來——那是受過傷的人在自己周圍拉了一圈看不見的鐵絲網。
“大人是衙門的人。”她說，語氣篤定。
我己經不是第一次被認出來了，但她的辨認方式和魏家娘子不同——魏家娘子靠的是長期和獄卒打交道磨出來的首覺，蘇晚靠的是另一種東西。她的眼睛從我進門開始就一首在觀察：我的步伐、我的站姿、我的衣領、我袖口露出的半截手腕。那不是一個賣唱女子看人的方式，那是一個在生意場上長大的人的本能。
“大理寺，晏瓷。”我報了姓名，在她對面坐下，“你父親蘇茂才的案子在重審名錄裡，我來問問情況。”
她聽到父親的名字時沒有任何反應，手指繼續撥著弦，彈出幾個不成調的音符。
“他死了。”她說，像在陳述天氣。
“我知道。案卷上寫著，蘇茂才被判流放三千里，途中病故。”
“病故。”她把這兩個字在舌尖上滾了一圈，嘴角微微彎了一下，那個弧度算不上笑，更像是某種諷刺的標點符號，“我爹這輩子最會的就是騙人。他騙過買主，騙過同行，騙過官差，連死都騙了我——流放出發前他託人帶話給我，說囡囡你放心，爹身子骨硬朗，三千里路走不死。結果走到第二年開春，人沒出省就沒了。”
她把琵琶放下，站起來走到窗邊。窗外是護城河，河水渾黃，漂著幾片爛菜葉和一隻翻了肚皮的死魚。她看了那條死魚很久，忽然轉過身來，雙手交疊在身前，姿勢和魏家娘子有幾分相似，但比魏家娘子多了一層東西——一層經過了打磨的、刻意的規矩。
“大人想問什麼就問吧。我爹的事，我都知道。”
蘇茂才的案子比周平和魏大勇的都大。永昌十三年，京城最大的藥材商蘇茂才被查出以次充好、以假亂真，將發黴的黨參用硫磺燻白了當新貨賣，將不值錢的樹皮磨碎了摻進三七粉裡，整整做了五年，騙了京城半數以上的藥鋪和醫館，牟利不下十萬兩。
最惡劣的一樁，是城南惠民堂從他手裡進了一批“上等天麻”，給一箇中風的老人煎服，老人服後嘔吐不止，當夜就沒了。惠民堂的坐堂大夫查驗藥材，發現那根本不是天麻，是用馬鈴薯幹偽造的。老人死後，其子在衙門口跪了三天三夜，額頭磕出血，才把狀子遞了進去。
案子是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司會審的，牽連出京城藥材行的黑幕一大片，從藥商到牙行到管市的吏目，一擼到底，光是流放的就有十幾號人。蘇茂才作為首犯，家產充公，杖八十，流三千里。案發時蘇晚十七歲，她母親早逝，家中只有她一個女兒，蘇茂才寵她寵得全京城都知道——每年她過生日，蘇茂才都要在東市最大的酒樓擺三天的流水席，請全城的藥商來吃酒，連門口的乞丐都能分到一碗紅燒肉。
“我爹被抓那天，我剛從繡莊回來。”蘇晚重新坐下來，把琵琶抱在懷裡，手指按著弦卻不彈，只是無意識地來回撥弄，發出細微的嘶嘶聲，像是弦在替她說那些說不出口的話，“推開門，滿院子都是差役，翻箱倒櫃的，把我爹的書房翻了個底朝天。我爹被兩個人架著胳膊按在院子裡，臉貼著地磚，額頭上全是血。他看到我進來，喊的不是‘我冤枉’，也不是‘別打我’——他喊的是，‘別動我閨女，跟她沒關係’。”
她說到這裡停了一下，用指甲撥了一下最細的那根弦，發出一聲尖銳的單音，像針尖劃過瓷盤。
“我爹不是好人。他騙了人，他造了孽，他賺的每一文錢都是髒的。他該罰，流放三千里是他應得的——大人，我從來沒替他喊過一聲冤。我娘活著的時候是個老實人，開個繡坊做女紅，每一針每一線都對得起良心，我爹在外面幹那些勾當她到死都不知道。我從她那裡學到一件事：人做錯了事就該認。”
她突然把臉轉過來看著我，眼睛裡有火苗在跳，不是憤怒的火，是委屈的火，燒了很久、悶了很久、找不到出口的那種。
“可我不明白的是另一件事——他騙的是那些人，不是我。他造的孽是他自己的，不是我。為什麼他做的惡，到頭來全算在我頭上？”
我沒有回答。不是不想回答，是不知道怎麼回答。她問的是我從未認真想過的問題——律法只判罪人，可“罪人的子女”這西個字，在律法之外還有另一個判決。那個判決不寫進卷宗，不經過三司會審，不需要人證物證，卻比流放更漫長、更折磨。它沒有刑期，卻可能是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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