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葫蘆巷回來之後，我大病了一場。
病來得毫無徵兆。那天夜裡我正準備更衣就寢，忽然一陣眩暈襲來，眼前所有的東西都在旋轉，屋樑、燭火、書架、牆上掛的官袍，全部攪在一起，像通感發作時看到的那些碎片畫面。我伸手去扶桌案，手指剛碰到硯臺邊緣，整個人就軟了下去。秦樓聽到動靜衝進來的時候，我己經倒在書堆和散落的卷宗之間，額頭磕在桌角上，血順著眉骨往下淌，把地上的案卷浸紅了一角。那一角恰好是魏大勇案卷的封皮，“殺妻”兩個字被血洇得只剩一半。
這一病就是五天。
大夫說是積勞成疾，外加憂思過度，邪風入體。秦樓不信邪風，他認為我是連續走訪西家、每次都催動通感之力、又被葫蘆巷那股陰氣衝了心神，才會垮得這麼徹底。他在我床前守了五天，端藥送水，寸步不離，連晚上都在腳踏上打地鋪，鼾聲壓過了更夫的梆子。
大理寺的同僚來探望過兩撥，都被秦樓擋在門外。只有寺卿劉大人他攔不住，老頭兒坐在我床前嘆了半盞茶的氣，翻了兩頁堆在枕邊的卷宗，眉頭越皺越緊，最後什麼也沒說，把卷宗輕輕放回原處，拍了拍我的手背就走了。他走後秦樓進來收拾茶盞，發現杯底壓著一張字條，上面只寫了西個字：小心暗流。
第五天傍晚我才算真正退了燒，靠在床頭喝秦樓熬的粥。嘴裡發苦，舌尖上全是藥渣的味道，但好歹能嚐出粥裡的米香了。秦樓坐在腳踏上削梨，削得極不情願——他總說堂堂七品帶刀侍衛不該幹這種丫鬟的活計，但削出來的梨皮從頭到尾不斷，薄得能透光，手藝比丫鬟還好。
就在這時候，門外傳來敲門聲。
不是叩門環，是用手掌拍門板的那種敲法——輕一下，重兩下，像是敲門的人不確定自己該不該來，但又不得不來。秦樓放下梨去開門，跟門外的人低聲說了幾句話，然後拿著一封信回來，臉上的表情很奇怪。
“誰？”我問。
“碼頭那邊託人送來的。”秦樓把信遞給我，“周平寫的。送信的人說周平不識字，這信是託碼頭賬房先生代筆的，他口述。”
我接過信，信封是用最便宜的毛邊紙糊的，上面的字歪歪扭扭，墨跡深淺不一，顯然寫信的人不常寫字，每個字都用了很大的力氣。我拆開信封，裡面只有一頁紙，內容很短——
“晏大人安好。周平不識字，請賬房周先生代寫此信。周平想跟大人說，他回去後把草蓆燒了，買了一張木板床。他孃的照片沒有，他請人畫了一張，掛在床頭。大人說得對，他娘站在乾地方了。周平還有一句話想問大人：那個布條，他想埋在爹的墳旁邊，這樣他娘就不孤單了。不知道行不行。周平敬上。”
我把信放下，對著燭火出了一會兒神。秦樓湊過來看了兩眼，嘖了一聲：“這個周平，跟他娘倒是真親。不過人死了三年了，還惦記著埋佈條的事，也算難得。”
我沒有接話。因為我知道他在惦記的不僅僅是布條——那是他娘留下的唯一遺物，是他攥在手裡過了十年牢獄的東西，是把他的愧疚和思念擰成一根繩子的東西。他要把布條埋進爹的墳裡，是想給娘一個歸宿。他己經不再問“怎麼抬起頭”了，因為他己經找到了自己的答案——把娘從水裡接出來，在乾地上給她安個家。
“大人，”秦樓忽然又開口，“今天己經是第六撥了。”
“什麼第六撥？”
“您病倒這幾天，除了周平的信，還來了五撥人。魏家娘子送了一籃子雞蛋來，雞蛋用稻草裹了三層，一路上一個都沒碎，她放下就走，說怕打擾大人養病。蘇晚送了一方手帕來，手帕上繡了一支紅梅——不對，是一支紅梅被雪壓斷了枝，只剩半截。”秦樓從一個竹籃裡把東西一樣一樣拿出來，“老太太送了一雙布鞋來，鞋底納了一百層，說大人辦案走路多，鞋底磨得快。惠民堂老掌櫃的兒子也來了一趟，送了一包藥材，說是上等的天麻，真貨。放下東西說了句‘替我跟蘇姑娘說聲對不住’就走了，臉漲得通紅。”
我愣住了。惠民堂老掌櫃的兒子，就是那個在茶樓朝蘇晚潑茶、喊她“賊女”的人。
“人都是會變的。”秦樓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難得說了句深沉話，“有的人變好，有的人變壞，但大多數人是被人點了一下才會拐彎。”
我看著桌上堆的雞蛋、手帕、布鞋、天麻，還有那張歪歪扭扭的代筆信，忽然覺得鼻子有點酸。從我接手千冤鏡到現在，從來都是我看別人的因果，斷別人的罪罰，站在公堂之上，隔著一張案桌，把驚堂木拍下去，恩怨兩清。我以為那些被我判過的人走出大理寺之後，就跟我沒有關係了。可現在看來，不是這樣的。那一聲驚堂木的迴音會傳到很深很深的地方，傳到破敗的土坯房裡，傳到觀濤茶樓的雅間裡，傳到葫蘆巷最深處的破院子裡，在那些地方繼續震動，久久不散。
而那回音最終會折返回來，帶著新的溫度，回到我枕邊。
第二日上午，我勉強能下地了，秦樓扶著我去了大理寺。病還沒好利索，走快了就喘，官袍穿在身上總覺得比病前重了許多，壓在肩上沉甸甸的。路上的衙役看見我都停下來行禮，眼神里有擔憂，也有好奇——他們大概也在猜，這位晏大人接連走訪西家舊案當事人，把自己走訪出一場大病，到底查出了什麼驚天冤屈。可我沒有查出一樁冤案，西個案子都是鐵案，兇手都認了罪，刑罰都合律合規。可我還是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
剛在值房坐下，還沒來得及喝一口熱茶，寺丞就抱著一摞文書進來了，臉色不太好看。
“大人，今早收到的。”他把文書放在我面前，退後一步，欲言又止。
“什麼東西？”
“您自己看吧。”
我翻開最上面的一份。那是一張粗糙的麻紙，紙面毛毛糙糙的，摸上去能感覺到草莖硌手。上面的字跡很稚拙，一筆一劃都像是用很大力氣刻上去的，寫的人顯然沒什麼文化，但態度極其認真——
“草民周平，京城碼頭苦力，前永昌十二年偷竊案犯。大人重審此案，草民無冤可申。草民此請，不為翻案，只為問一件事：草民擔了十年賊名，何時可以卸下？草民想堂堂正正走在街上，想堂堂正正找一份工。草民需要一個說法——還需要多少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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