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包只是一個普通的包包,並不昂貴,款式也老氣,但小芳卻把它當作寶貝一樣,第一次背就格外開心。這說明送包的人對她來說很重要,很可能是她心裡在意的人,甚至可能是她那天心情好的首接原因。
那個人可能是她的長輩、男朋友,或者某個對她有所圖謀的客人。但她在這裡上班,是不可能讓家人知道具體地址的,所以不是家人送的,;而她從事這種職業,也不可能有男朋友,因為那個年代沒有男人能接受女朋友做這行。所以,這個包大機率是客人送的。
在昏暗的燈光下格外扎眼。一個陪酒小姐,平時不會背這麼顯眼的包,除非她那天想展示給什麼人看。
一個款式老土,又不昂貴的包,她自然是不可能展示給同事和客人看的,那隻能是展示給送包的人看。所以,送包的人,就在她那晚見到的客人之中,也是她失蹤前最後接觸的人。
“包?”陸燐轉過頭看他,“查廠家?追溯來源?還是怎麼著?”
陸燐挺納悶的,為什麼當年辦案的前輩們不去追溯包的來源呢?發現屍體的時候,包就放在屍體旁邊,按理說這是最首接的物證。
如果當年就去追查這個包的來源,或許就能鎖定送包的人,進而找到小芳失蹤前最後接觸的物件。
但當年的卷宗裡,對這隻包的描述只有寥寥幾筆,主要集中在包裡裝了什麼東西。並沒有提到包本身的來源,更沒有去查訪過附近商店、詢問過誰見過這個包。
現在27年過去了,他們要再查這個包的來源,難度可比當年大了太多,無異於大海撈針。
夏明想了想,便為前輩們辯解了一句:“也許是因為當時線索太多,比如那張消費單子,留在屍體上的筷子,還有被剃了一半的頭髮,這些繁雜的線索,讓他們無法準確抓住重點方向,而且當時人手有限,技術條件也有限,案子又頻發,所以這個包就被忽略了。”
“不過現在,我們不能再忽略它了。”陸燐將手機裡照片放大,盯著那隻紅色皮包的細節,“這個包,就是小芳失蹤前最後的社交訊號。它告訴我們,那天晚上,有一個對她來說特別的人,那個人,很可能就是最後見到她的人,也是我們要找的人。”
“查廠家太慢了,而且是二十多年前的款式,廠家說不定都倒閉了。退一步說,就算找到生產商,也不一定能查到銷售記錄。就算查到銷售店鋪,當年又沒有攝像頭。而且萬一這個包是那人從外地買來的呢?查它來源,我們就會在這上面耗費大量時間。”夏明搖了搖頭:“我的意思是,那個包既然能讓她那麼高興,說明送包的人對她來說很重要。如果是個客人送的,那說明她跟這個客人的關係不一般,可能己經超出了普通陪酒的關係。也就是說,他們不是第一次接觸,而是己經有過多次見面,甚至可能私下有聯絡。”
陸燐想起屍體的衣服被脫去這種情況,接話道:“你是說,她可能跟那個客人有私情?”
夏明點了點頭:“有這個可能。一個陪酒小姐,收到一個普通的包就那麼高興,說明這個包對她來說不只是一件禮物,更可能是一種情感上的認可。”
夏明對這個嫌疑人或者說送包人的身份畫像有了初步刻畫:一個年齡至少在40歲以上的男人,審美傳統,出手不算闊綽但懂得用這種小物件討人歡心。他不是第一次來這家夜總會,可能己經跟小芳建立了某種固定的聯絡。
他送的包款式老土,說明他年紀不小,審美停留在過去;價格不貴,說明他經濟條件一般,或者經濟條件也許是不錯的,但不想在一個小姐身上花太多錢,卻又想維持這段關係。
可小芳卻因為這樣一個普通的包而高興,說明這個男人的職業是光鮮亮麗的,社會地位可能很高,一個在夜場裡摸爬滾打的女人,最缺的不是錢,而是尊嚴和體面,一個能給她帶來“體面”的男人,她必然會無條件信任和依賴。
這種男人,往往是最危險的——他們既渴望情感慰藉,又吝嗇付出,一旦關係失衡,極易走向極端。
如果能找到這個包的來源,也許就能順藤摸瓜,找到兇手或者至少能獲得一些線索。
但絕對不是從生產廠家入手和銷售的店鋪入手。
或許小芳的那些同行姐妹們能提供一些線索,比如誰經常送她東西,或者她最近跟哪個客人走得特別近。這種職業的女性,她們之間往往會有一些心照不宣的攀比和觀察,誰跟誰走得近,誰收了什麼禮,彼此心裡都有數。
“我記得前輩們當年找了不下5個小姐妹問話,但都沒問出個所以然來。”陸燐揉了揉眉心,有些疲憊。
每個警察的破案能力和刑偵天賦不同,問話方式不同,也許當年的前輩們問不出什麼來,是因為他們沒問到點子上。
也許他們問到了,但是那些小姐們當年沒說實話,或者不敢說。畢竟那會兒案子鬧得大,誰都不想惹麻煩。
現在二十七年過去了,時過境遷,她們或許能放下戒心,說出一些當年不敢說的話。夏明相信總會有人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對同一件事的看法會發生變化,時間是最好的催化劑,總會有人願意開口了。
就像趙國平說的那樣,他當年年輕氣盛,性子急躁,法律意識也不強,面對警察的走訪,難免會有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心態,所以一問三不知。
時至今日,陸燐和夏明再去找趙國平,就得到了一份與當年前輩們不一樣的口供了。
夏明沉吟片刻:“我們得重新找到這些人,換個角度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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