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謹川卻以為所有人都和他一樣。
當天晚上，他讓人把一份黑材料遞到媒體手裡，說我早年創業時“非法佔用工地廢料”。
材料裡甚至附了我十六歲時推著板車的照片。
那張照片拍得很狼狽。
我穿著不合身的工裝，臉瘦得只剩骨頭，車上裝著別人不要的鋼筋頭。
陸謹川想證明我是個底層投機者。
她沒想到，沈德海第二天就拿出當年的廢料回收合同。
合同上寫得清清楚楚：工地報廢材料，經專案方同意，由臨時工沈昭負責分類回收，收益計入個人勞務報酬。
三十六塊八。
那是我第一筆乾淨的錢。
輿論沒有罵我。
他們開始罵陸謹川。
因為他把一個十六歲女孩靠雙手掙飯的錢，也拿出來當刀。
我在律師辦公室簽下授權書，正式啟動刑事和民事程式。
程硯問：“你要不要先撤回部分商業訴訟，給他們一個喘息？”
“他們喘息的時候，沒人問過我能不能呼吸。”
窗外開始下雨，雨水沿著玻璃往下流。
我忽然想起五歲那年，江水灌進鼻腔時，也是這樣的聲音。
陸謹川的律師在調查開始後第三天發來和解信。
信裡寫得很體面，稱當年的推搡是“兒童之間的意外”，願意賠償醫療費和精神損失費，共計三千萬元。
最後一句說：希望家人之間不要被仇恨隔開。
我把信拍照，隱去金額，公開在個人賬號上。
配文只有一句話：他把二十年的命，估成了三千萬。
輿論徹底倒向我這邊。
陸謹川的律師急忙澄清，信函只是表達誠意，不代表承認罪責。
“他還在算。”
我對程硯說。
“算哪句話會讓他少坐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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