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半年後，溫氏完成重組。
海外業務恢復增長，三十二條供應鏈重新簽訂長期協議。
董事會透過新的關聯交易制度，所有高管必須披露家庭成員和實際控制企業。
重組後的第一次審計會上，採購總監拿著一份舊合同來找我。
合同金額只有八十六萬，供應商卻是柳氏集團名下剛成立兩個月的公司。
“這筆錢已經付過了。”他說。
“那就查為什麼付。”
審計組順著合同往下查，發現同一專案被拆成六筆，剛好避開了當年的單筆審批上限。
按照舊制度，這六筆都已經結案；按照新制度，拆分付款本身就是重大異常。
我讓財務把剩餘款項暫緩支付，並把合同和原始驗收單交給審計委員會。
採購總監問：“溫總，這會不會影響專案交付？”
“查賬不會讓專案停。”
“但誰把問題藏起來，誰就別再碰付款。”
這是新制度落地後的第一筆攔截。
金額不大，卻讓所有人看見，制度不是寫在牆上的標語，而是能在一筆八十六萬的付款上按下暫停鍵。
母親沒有回到原來的董事長辦公室。
她說：“那間辦公室屬於過去。”
我給她安排了一間朝南的辦公室，窗外能看見江。
她把外公送的鋼筆放在桌上，又擺了一盆白色洋桔梗。
“好看嗎？”她問。
“比溫建國辦公室那盆假花強。”
她笑著瞪我。
“別總提他。”
“我已經很剋制了。”
她沒有立刻接手業務，而是先把過去十年的財務制度全部重看了一遍。
她發現，溫氏有大量專案只經過董事長辦公室口頭確認，重大付款也沒有留下完整的授權鏈。
“許可權越集中，越容易讓一個人把公司變成自己的保險箱。”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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