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微觀經濟學的成型在於多年之後馬歇爾將這套觀點和舊有的生產成本理論融合，提出供需共同決定價格，為後世研究個體交易、市場定價搭建起完整框架。
不過要等到下個世紀凱恩斯出世，經濟學才會被正式劃分微觀和宏觀，那時候有學者提出這套看法不足以解釋大範圍的蕭條與失業，需要專門研究一國整體的就業、總需求，由此分出兩條不同的研究道路：一條著眼個人與商戶的交易，另一條放眼整個國家的興衰。
凱恩斯的理論打破了放任市場便是最優解的認知，提出在低迷時期，政府有必要主動投入資金，拉動需求、穩住就業。當然，這套理論同樣飽受爭議，許多學者擔憂過度干預會帶來通脹與沉重的債務。
不過在伊迪斯看來，傑文斯有很多侷限性，現在比較受批評的一方面就是因為他極少深入探討失業問題，根源在於他看待經濟學的角度和前輩完全不同。
李嘉圖、穆勒都是從工人、資本家這些階層出發，關心財富如何分配、勞工何以困頓。
但傑文斯把一切經濟活動簡化為每個人對得失的權衡，不再著眼階級之間的利益衝突。他相信只要薪資能夠自由調整，找不到工作只會是短暫現象。
他一心想要證明價值來自人的主觀需求，首要目標是解釋物價波動，大規模失業、長期貧困這類宏大社會難題，不在他理論的核心範圍內。
他雖留意過週期性商業蕭條，甚至試圖用氣候收成解釋危機，卻不曾意識到，市場本身可能長久缺乏需求，讓大批勞動者持續失去工作。
他的理論大廈裡，沒有為“失業”留下一個真正的位置，迴避了時代最迫切的勞工苦難。
這種理論上的盲區，並非傑文斯一人之失，而是整個邊際革命學派在追求“科學化”過程中付出的代價。
他們追求用數學公式、心理法則來包裝經濟學，讓它看上去像物理學一樣精確、客觀。
可這種“科學”的代價，恰恰是把那些無法量化、無法納入方程的社會苦難，悄悄排除在了視野之外。
當然，經濟學實際上也離不開數學分析。
不過傑文斯在UCL的處境，遠比表面上的學術分歧要複雜得多。
這時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是英國所有大學經濟學的必修教材，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則註定要被這些學生拿來與穆勒反覆比較。
“我希望你們在接下來的課程中，要學會一件事，”傑文斯教授從講臺上拿起一截粉筆。
“經濟學不是一門只靠文字推演就能得出結論的學問。它需要數學。如果你試圖理解一個國家的財富分配而不去看資料、不去分析變數之間的關係，那你得到的只是故事，而不是解釋。”
教室裡響起一陣低低的議論聲。伊迪斯注意到前排幾個男生互相交換了一個不以為然的眼神——其中一個她認識，叫喬治·哈靈頓，去年跟她上過同一門課。
“教授，”哈靈頓果然舉起了手，“您是認為李嘉圖和穆勒的理論過時了嗎？”
傑文斯看了他一眼，“你的問題很好，但我不認為任何理論會‘過時’。我只是認為，如果一個理論無法解釋現實——比如，為什麼鑽石比水貴而水比鑽石有用——那麼它就需要被修正。”
“這是鑽石與水的悖論，亞當·斯密當年困惑於此，而李嘉圖和穆勒的勞動價值論也無法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
他轉身在黑板上畫了一個簡單的圖表，橫軸標著“數量”，縱軸標著“效用”，然後用粉筆點出兩條逐漸下降的曲線。
“邊際效用遞減，”他說，“你擁有越多的某樣東西，你從額外一單位中獲得的滿足就越少。所以，水是生存必需品——但你在沙漠裡擁有的第一杯水的價值，遠高於你在倫敦自家廚房裡開啟水龍頭時流出的第一百加侖水的價值。定價不是由‘整體效用’決定的，而是由‘最後一單位’決定的。”
教室裡安靜了幾秒鐘。
有人開始低聲議論，有人在筆記本上畫著同樣的曲線圖，有人仍然皺著眉，顯然是無法在短時間裡放下穆勒的框架。
伊迪斯則認真做完了筆記。
課程過半時，傑文斯目光掃過整個安靜的教室，低沉清晰的嗓音落遍每一個角落。
“我想跟你們討論一個具體的案例。1873年的經濟蕭條——這不是教科書上遙遠的理論，這是剛剛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情。我希望你們仔細想一想：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如果用穆勒和用我的框架分別去解釋它，會得出什麼不同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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