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爾摩斯在格雷夫斯之前十二小時就抵達了利物浦。
凌晨四時，雷斯垂德帶著四名警員包圍了那間旅館。
格雷夫斯被從床上拖起來時，還試圖用那本假護照矇混過關，但雷斯垂德已經提前從倫敦調來了他的通緝令，上面印著他的照片和指紋記錄。
格雷夫斯在被戴上手銬時只問了一句話：“你們怎麼找到我的？”
福爾摩斯站在旅館走廊的陰影裡，聞言沒有回答。
他只是看了格雷夫斯一眼，然後轉身下樓，在門廳的椅子上坐下來，等雷斯垂德完成後續的押送手續。
那兩隻皮箱被開啟時，除了現金和假護照，還發現了一疊用油布包裹的檔案——正是那些從公司辦公室轉移出去的內部賬冊和通訊記錄。
福爾摩斯在返回倫敦的火車上翻閱了其中幾頁，然後把它們重新封好，交給了雷斯垂德。
“這些足夠讓他坐上很久牢了。”雷斯垂德把那疊檔案收進公文包，長出一口氣，“可惜那些錢只追回來一部分，只有一百六十萬英鎊，距離賬上的三百多萬英鎊差得遠呢，按比例分給所有受害者之後，每戶能拿回來的不到他們損失的五六成。”
“但比什麼都沒有強。”福爾摩斯靠在座椅上，目光落在車窗外的田野上。
那筆不知所蹤的錢像一條沉入深水的魚，再也沒有浮上來。
格雷夫斯在審訊中聲稱那筆錢已經透過多箇中間賬戶轉移到了海外，但他拒絕透露具體路徑。
蘇格蘭場追查了數月，最終也只能在跨境金融的迷宮裡止步。
金融案至此暫時結束。
格雷夫斯被正式起訴，律師團隊正在為他爭取減刑，但輿論已經倒向了一邊——報紙上連續數日刊登著受害者家庭的故事，有人失去了畢生積蓄，有人變賣了祖產，有人因絕望而病倒。
那些最早拿到分紅、曾經在晚宴上興奮地談論暴富的先生太太們，如今大多沉默不語。
伊迪斯是在案件結案後才從雷斯垂德那裡聽到追回金額的具體數字的。
她坐在貝克街221B的會客廳裡，手裡端著一杯哈德森太太泡的茶，聽雷斯垂德用一種疲憊的語氣講述抓捕的經過。
“賬面上的窟窿遠遠不止三百多萬這個數。”伊迪斯輕輕搖了搖頭。
“我知道。”雷斯垂德靠在椅背上，揉著眉心，“但能追回這些，已經比我們最初的預期好很多了。那些受害者至少能拿回一點東西。”
伊迪斯沒有接話，她已經盡己所能去警示公眾，但騙局的規模之大、受害人數之多，仍然讓她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沉悶。
福爾摩斯坐在窗邊的扶手椅上，一直沒有說話。
直到雷斯垂德起身告辭，他才從窗臺上拿起那把已經擱置了很久的小提琴，調了調絃，拉了幾個音符。
伊迪斯沒有問曲名，只是安靜地聽著。
撥絃的聲音在安靜的客廳裡顯得格外清晰，那是一首她從來沒聽過的曲子，像是即興的，又像是某個老調子的變奏，溫和平緩，沒有高潮也沒有結尾。
福爾摩斯撥完最後一組音符，把琴放回琴盒，輕輕合上蓋子。
“伊迪斯，打擾了。”
“怎麼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