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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鄰縣醫館住了七日。
右手的腫消下去一些，兩根手指卻還是沒有知覺。
老大夫替我換藥時直搖頭。
“骨頭能接，筋傷得太重。以後拿筷子沒問題，施針就別想了。”
我低頭看著自己的手。
“那我還能辨藥。”
“左手也能切藥。”
老大夫瞥我一眼，“嘴挺硬。”
“不硬怎麼活？”
他沒再說話，扔給我一串藥櫃鑰匙。
我從曬藥做起。
左手不靈，頭幾天不是割破指腹，就是打翻藥篩。
夜裡躺下，胳膊酸得抬不起來。
可沒人催我搬走。
也沒人拿刀守在門外。
半個月後，我已經能用左手把黃芪切得一樣厚。
石伯從山裡捎來過一封信。
信是周衡寫的。
他說裴硯川回京後燒了婚書，推遲婚期，又親自審問當年參與接他回京的人。
他終於知道，那塊玄鐵腰牌不是我藏的。
當年追殺他的人循著腰牌找進山，是阿硯為了保護我，才把它埋進棗樹下。
他也知道，母親的金鐲是我給他換藥用的。
顧明棠手上那隻，是王府的人從當鋪贖回來的。
信的最後，周衡說，王爺已經想起全部事情。
我把信摺好，墊在了搖晃的桌腳下。
想起來又如何。
燒過的屋子不會長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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