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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我預約了簽證中心。
外調手續辦得很急。
無犯罪證明、學歷公證、工作簽證材料，每一項都需要我親自確認。
我把證件裝進檔案袋，又從衣櫃頂層取下行李箱。
箱子落地時，揚起一層薄灰。
買回來三年，我一次都沒有用過。
顧晚晴不喜歡旅行。
準確地說，她不喜歡和我旅行。
她可以為了演出輾轉十幾個國家，卻總說私人行程會影響狀態。
我剛把冬衣放進行李箱，手機便響了。
是顧晚晴。
接通後，電話那邊一片混亂。
有人在叫醫生，有人急著除錯裝置。
她的經紀人壓低聲音。
“姐夫，晚晴錄音錄到一半，手突然不聽使喚了。”
我握著一疊簽證材料，沒有說話。
“她現在把自己鎖在休息室裡，誰敲門都不開。”
經紀人的聲音更急。
“姐夫，你快過來吧，她只聽你的。”
八年裡，這樣的電話我接過太多次。
最嚴重的一回，顧晚晴把琴弓折斷，碎木劃傷手掌。
我撞開門時，她蜷縮在牆角，滿手都是血。
她抓著我的衣袖，一遍遍問我，她是不是再也拉不了琴了。
那晚我陪她坐到天亮。
她說，沈硯，如果沒有你，我可能早就死了。
“姐夫？”
經紀人還在催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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