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多小時以後，林辰寫完六個主角的人物小傳，放下筆，揉了揉手腕。
然後他開始想最後一場戲。
原版《小偷家族》的結尾，是信代頂罪入獄，祥太被送進福利院，治在公交車站目送祥太離開。那場戲裡，警察帶著一種微妙的道德尷尬——他們知道自己在拆散一個，但他們不知道這個到底算不算真正的家。2018年的日本社會，在安倍經濟學的語境下，相對貧困已經被看見，所以那場審訊戲裡有大量的留白和同情。
但2002年不會這樣。
那是小泉純一郎說結構性改革不得不痛的年代，社會對底層的主流敘述是——自己不努力。警察不會帶著道德尷尬，他們會像辦事員一樣，按流程辦事。
冒領養老金？詐騙罪！誘拐兒童？刑事案件！沒有留白。沒有同情。沒有我們是不是也參與了拆家的自省。
林辰在稿紙上寫下最後一場戲的大綱——
信代被帶走的時候，不會有人來探監，不會有福利機構追問祥太的去向；祥太更可能被送進2002年正在收緊的少年收容體系——那種體系不是2018年那種帶點溫情觀察的福利院，而是一座冰冷的、以為名的機構。
只追公交車的那個鏡頭，林辰會保留。
但2002年的東京公交車，不會在鏡頭裡停留。
公交車會開走。
很快！
沒有慢鏡頭。
沒有配樂。
時代不許這個家被憐憫。
……
窗外的天色已經暗了下來。
辦公室裡沒有開大燈，只有檯燈的光落在稿紙上，照亮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跡。
林辰放下筆，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面前那疊已經寫滿的稿紙上。
故事大綱已經成型了。
六個人物，六條線索，一棟破舊平房，一個沒有血緣的。從初枝的養老金焦慮，到亞紀的冰河期出走，到信代的頂罪，到治的無力，到祥太的覺醒，到由裡的沉默——每一個人都像一顆釘子，釘在這個的骨架上。拔掉任何一顆，整個結構都會塌。
林辰看著這些字，嘴角微微彎了一下。
他之所以選擇這部電影，除了它本身的品質之外，還有一個念頭——
跟戛納的那幫法國人較勁。
今年，他帶著《寄生蟲》去了戛納，組委會寧可弄出一個“評審團大獎+最佳導演”的“無冕之王”，也不肯把金棕櫚獎給他。
林辰知道，那一步，不是《寄生蟲》不夠好。
而是戛納的評審團，還沒有準備好接受一個只有18歲的華裔導演用階級敘事去撬動他們的審美秩序。
法國人骨子裡是驕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