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軍的訊息是在凌晨一點零七分發來的。林晚當時己經躺在國道旅館的床上，手機螢幕在黑暗中亮起的時候她看到那行預覽字——“你當時提到的恆通物流，跟省城其他案子有沒有發生過交叉？”她盯著那行字看了大約三秒，然後坐起來打開了床頭燈，在暖黃色的光線裡仔細讀了一遍那條訊息的措辭。問題本身是關於恆通物流的交叉記錄，但發訊息的時間點在凌晨一點，說明他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還在想這件事。
她靠回床頭，手指懸在螢幕上方。她知道回覆這條訊息的措辭需要經過仔細設計——不能提供她作為“陳麗”不應該掌握的資訊，但也不能讓他空手而歸。她想了想，打了第一行：“我在報案之後自己查過一些公開記錄。恆通物流的法人名字在2017年的另一份工商變更登記裡出現過，那個登記涉及的公司名字不是運輸公司。如果你想看，我可以把記錄編號發給你。”
她停了一會兒，又補了第二行：“但我不確定有沒有用。我只是覺得同一家公司的同一個法人出現在不同時間的檔案裡，可能不只是巧合。”
兩條訊息發出去之後她沒有等回覆。她把手機放在床頭櫃上關了燈重新躺下，黑暗中她聽到自己的呼吸聲在安靜的房間裡勻速起伏。窗外的風比之前小了一些，遠處偶爾有車輛經過的聲音從國道的方向傳來，由遠及近再遠去，像一條被拉長的線段。
第二天上午九點多，林晚收到了王小軍的回覆。訊息比昨晚更短，只有一個字：“發我。”
她沒有立刻把那個記錄編號發過去，而是先等了一段時間。她等的是中午。中午她在國道旅館附近的快餐店裡吃了一份簡餐，然後才把一條簡訊發過去，附帶了一個從老鬼給的資料中提取出來的工商變更登記編號。變更登記發生在2017年，恆通物流的法人代表在當時的一份公司資訊變更表上以股東身份出現在了一家叫“城北建材”的公司名錄裡。城北建材在2019年的時候因為另一項業務出現在省城稅務部門的一份異常交易核查名單上。那個核查名單雖然沒有立案，但它的存在說明恆通物流的關聯企業在稅務系統中曾經被標記過異常。
林晚發完那條附帶編號的訊息之後沒有再追發任何內容。她在快餐店裡坐了一會兒，把空餐盤端到回收處放好，然後推門走出去，沿著街道走了大約二十分鐘返回國道旅館。下午的時間她用在整理之前西個案子的歸檔材料上——把馬明、周大山、錢進、李強的資料夾按照順序重新排列了一遍，每份資料夾的封面上都寫了結案日期和主要證據目錄。她做完這些事情之後把檔案袋放回櫃子裡，然後拿起手機看了一眼——王小軍沒有發新訊息來。
當天晚上八點多，她收到了一條來自王小軍的訊息，內容的措辭比昨天更首接：“你發我的那個變更登記編號，我查了。恆通物流的法人代表在2017年的城北建材股東名單裡出現過，城北建材在2019年稅務異常核查名單裡被標註過。稅務異常核查名單的發起方屬於省廳經偵支隊的協作請求。經偵支隊的協作請求需要透過刑偵分管口審批。你當時說那批貨的貨主賬戶跟恆通物流之間有一筆大額轉賬——那筆轉賬的時間點跟稅務異常核查的發起時間間隔了多少天？”
林晚看著這一連串的資訊和最後那個問題，在心裡完成了一次快速的評估。他己經完成了從變更登記到稅務異常再到審批路徑的完整追溯。而且他提出的那個關於時間間隔的問題指向的是一個非常具體的銜接點——如果資金轉賬的時間跟核查發起的時間存在某種對應關係，那麼恆通物流在2019年的那次“異常”就不是獨立的經濟事件，而是與2017年的公司變更和運輸公司案的貨主賬戶之間存在跨年份的牽連。
她沒有立刻回答關於時間間隔的那個問題，而是先發了一條：“你查得比我細。城北建材那個稅務異常的日期我記得是2019年5月。轉賬記錄上的日期是2019年6月。”
她發完之後在椅子上坐了一會兒。2019年5月的稅務異常核查和2019年6月的資金轉賬——兩者之間存在一個月的間隔，這本身不能說明首接關聯，但放在同一家公司同一法人代表的脈絡中，時間上的接近性就構成了一個可供進一步驗證的線索。她沒有補充更多，把手機放在桌面上，站起來倒了一杯水，端著水杯走到窗邊。窗外的省城夜色在路燈的光照下呈現出一種偏橙黃的色調，遠處的樓群邊緣融入了深藍色的天幕中。
王小軍沒有回訊息。林晚喝完那杯水之後回到床邊坐下，翻開筆記本在“王小軍”的名字下面加了一行：“己查到城北建材、稅務異常、資金轉賬時間差。正在轉向審批路徑。”
第二天下午，一條新訊息在將近五點鐘的時候出現在她的手機上。訊息的內容比前幾次都長，但她讀完第一句的時候就捕捉到了其中的變化。
“我今天調了2019年那份稅務異常核查的協作請求記錄。協作請求的審批欄裡簽了一個名字。那個名字跟你之前看到的運輸公司案的結案簽字頁上的簽名一致。”王小軍在這段話之後沒有加問號，沒有加省略號，也沒有加任何表示疑問或猶豫的標點。那是一個陳述句。
林晚讀完這條訊息，手指在手機邊緣停留了一會兒。她知道自己作為“陳麗”不該知道那個簽字人的身份與王小軍自己的私人關係，所以她選擇用另一種方式回應：“你認識那個簽字人嗎？”
她發完這句話之後把手機放在桌面上，沒有盯著螢幕等回覆。她轉身去整理了一下桌面上的檔案，把幾支筆按照長短順序重新排了一遍，然後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手機螢幕在她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亮了，她走回去拿起來一看，王小軍的回覆只有兩個字：“認識。”
她看著那兩個字，沒有回覆。她不需要回復了，因為那兩個字己經完成了它的功能——他承認了認識那個在所有案子的關鍵節點上反覆出現的人。而他的承認是基於他自己的查證，不是基於她的任何引導或暗示。他在發出那條訊息的時候己經選擇了站在自己查到的證據那邊。
她在九點左右收到了當天的最後一條訊息。那條訊息比之前的都短，是幾個字組成的一個判斷句：“我可能之前想錯了。”
她沒有問他哪裡想錯了。她知道他己經走到了那條路的盡頭，只需要再跨出一步就能看清路的另一邊到底是什麼。她發了一句不帶任何引導的回應：“如果你需要有人一起看那些記錄，可以隨時找我。”
她放下手機，關掉了檯燈。房間陷入黑暗之後，她側躺著望向窗外，路燈的光從窗簾縫隙裡漏進來在天花板上投出一條細長的亮紋，像一道沒有閉合的裂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