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和《1942》。《南京南京》，對比之下差距過於明顯。
但《1942》和《南京南京》依然不算問題最大的。
《1942》看似批判了國民黨，但還是帶著藍營味道。
存在災難—遺忘—新災難的鏈條，暗含歷史在無意識中重複的悲觀邏輯。
也有權力結構固化描寫，國民政府腐敗無能。官員層層盤剝的細節貫穿全片。
權力結構的穩定性，暗示社會問題難以透過區域性改革解決，充滿個體的無力感。
範殿元最終失去所有親人，孤身返鄉，發現活著只是為了活著。災民在逃亡中逐漸喪失人性，個體努力在體制性壓迫前顯得徒勞，強化了歷史洪流裹挾個人的宿命感。
但《1942》並非完全屬於歷史迴圈論。
確實帶有準歷史迴圈論傾向，包含迴圈論色彩，但其核心更接近歷史批判現實主義，而非嚴格意義上的迴圈論。
並未完全否定變革可能，而是透過暴露歷史傷疤，呼籲對權力與人性進行反思。
《1942》的問題視角在於混淆兩黨，以及視角問題。
結尾老東家的獨白最明顯：「我知道怎麼從一個窮人變成財主，只要活著到陝西。」
這裡面暗含了個體的微弱能動性，只是這個能動性不是佃農，也不是自耕農，而是地主的能動性。
《1942》姑且可以算做民族敘事，偏向於封建地主，民資敘事。
《南京南京》也有可取之處。
陸釧主觀知道要講中國人的故事，但是他客觀上沒有能力，最後演變成給日寇找人性。
好就好在陸釧沒有能力。
所以起到了反效果，如一些蚣蜘，因為實在太弱智，低階黑顯得高階紅。
也許動機上不是，但是客觀上是。
從客觀影響來說，最惡劣的其實是《金陵十三釵》。
因為張一謀能力上，在傳統觀念的藝術片上面，他具有馮曉剛和陸釧所不具備的能力。
因為能力強，所以影響也最惡劣。
老謀子的《金陵十三釵》是個體。人性，聚焦邊緣群體，透過妓女代替女學生赴死的悲壯選擇，突出人性善在極端環境下的昇華。
歷史被簡化為道德救贖。
淡化集體抗爭，轉而用個人英雄主義，如約翰。米勒的轉變。玉墨的犧牲，填補歷史敘事的空白，隱含人性光輝能超越歷史黑暗的理想化傾向。
妓女群體被塑造為「犧牲者—拯救者」的雙重身份。
一方面是被侮辱的弱者，另一方面是道德覺醒替學生赴死的英雄。
玉墨等人的「風塵」背景與「貞潔化」的犧牲形成強烈對比，隱含透過身體淨化實現道德昇華的男性凝視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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