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巴黎的春天來得不早不晚。
梧桐樹的芽苞在三月下旬才遲遲地鼓起來，嫩綠嫩綠的，像一粒粒剛剝出來的豌豆，怯生生地探在光禿禿的枝梢上。
奧斯曼大道兩旁的建築還是戰前的老樣子，灰色的石牆上刻著繁複的雕花，陽臺的鐵欄杆上偶爾掛著一兩盆剛移栽的天竺葵，紅豔豔的，在這座經歷了太多苦難的城市裡，顯出一種近乎倔強的生機。
戰後的巴黎，有一種奇怪的步調。經濟在復甦，但又沒有完全復甦。
工廠的煙囪重新冒起了煙，咖啡館的門口又重新坐滿了人，劇院裡又重新響起了笑聲和掌聲——這些東西，比任何經濟資料都更能說明這座城市的生命力。
人們的手頭仍然不算寬裕，但已經不再像戰時那樣為了一塊麵包在寒風中排上幾個小時的隊。
那種劫後餘生的、小心翼翼的歡喜，一寸一寸地滲透進巴黎的空氣裡，像春天的泥土解凍，表面看不出什麼變化，但底下的東西已經在鬆動了。
顧言深的通運公司，便是踩在這樣的節骨眼上，一步步地走過來的。
初到巴黎的那幾年，公司不過是掛靠在公使館名下的一間小商號。談不上什麼規模，僱員就那麼幾個人，賬本攤開來不過薄薄一沓。
顧言深白天在公使館做著隨員的本職工作，回到家便在書房裡待到深夜，對著那些堆疊在桌上的商品目錄、船期表和海關單據，一筆一筆地算，一頁一頁地看。
青瓷偶爾端茶進去，看到他伏在案前的樣子，總覺得有些恍惚，這個在煤油燈下一臉倦容的人，實在不像是從北平那座紅牆綠瓦的老宅子裡走出來的顧家大公子。
但他從來沒有抱怨過一句。不是那種存著體面不肯說出口的隱忍，是真正的、從心底裡覺得這些事值得做。
青瓷後來想，也許這就是他的與眾不同之處。有些人需要環境來成就自己，而他，是在什麼樣的環境裡都能找到自己的路。
到了二十年代中期，通運公司的資本逐漸充裕起來。
業務從最開始的日用百貨、紡織品、瓷器等傳統大宗商品，慢慢向上遊延伸。
顧言深不再滿足於“把中國的貨運到法國來賣”這種低買高賣的簡單貿易模式，他開始琢磨更有結構性的東西。
彼時法國正處於戰後重建期，大量基礎設施專案上馬，工業裝置的需求旺盛，而歐洲本地製造業的產能恢復速度遠遠跟不上需求的增長。
他看到了其中蘊藏的商業機會，不是以中國人的身份在巴黎做中國商品的生意，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在法國市場上做任何有需求的生意。
通運公司開始代理法國工廠從中國進口的機械裝置、原材料和半成品。
一些工廠主甚至透過他的渠道，直接從中國招募技術工人。對於這些工廠主來說，從中國僱工比從法國本土招人更划算，而那些從山東、河北等地來的年輕人，大多踏實肯幹，拿著比法國工人低的工資，幹著比法國工人多的活。這在戰後法國勞動力和原材料都極度短缺的情況下，並不是一個虧本的買賣。
在早期，通運公司的經營範圍和風險都很有限，隨著資本逐步充裕，他開始向更高附加值的藝術品貿易領域發展。
戰爭壓抑了人們對美的追求，而戰後歐洲往往會迎來奢侈品消費的報復性反彈。
一九二四年，他創辦了“法商中印公司”。
這家公司專營中國藝術品。從瓷器、字畫、玉器到青銅器、佛像、漆器，只要是中國古代藝術中值得收藏的品類，都在它的經營範圍之內。
貨源來自國內幾個固定的渠道，有些是透過顧家在北平、上海的舊識牽線，從舊王公貴族手中購得的家藏，有些是透過與古董商的長期合作，從民間輾轉收購的精品，還有一些，是那些在法國生活多年的老華僑，因生計所迫，將祖傳的物件拿出來轉讓。
顧言深對這些東西並不全都精通，但他有一個原則，自己看不懂的，絕不碰。他請了一位從前的古董商人做顧問，每一件東西進庫之前，必經此人過目。日子久了，他自己也逐漸磨出了一副好眼力，看瓷器看底款，看字畫看落款，看玉器看沁色，門道摸得清清楚楚。
法商中印公司自創立以來，經手的藝術品不計其數。一些被巴黎的私人收藏家收入，一些流入博物館的庫房，還有一些轉往倫敦和紐約的市場，在拍賣會上幾經流轉。
這家公司一直到今天仍在運轉，以一種安靜的、不聲張的方式，在法國藝術品市場上佔據著一個不大不小但無人可以替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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