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篇補遺刊出之後的第五天，知縣本人進京了。
不是被朝廷召見的，是來辦例行公務——年底的考成述職，各省知縣分批進京彙報年度政務。這位姓徐的知縣恰好是那一批裡最後一個報到的。他在通政司交完材料之後，在門口站了一會兒，像是不知道該往哪裡走。旁邊一個書吏認出他的名字，猶豫了一下，走上前問了一句：徐大人，您是那位寫水渠文章的徐大人嗎？
徐知縣看了他一眼，說：是我。怎麼了？
書吏壓低聲音說：您那篇文章……京裡都傳遍了。兩派都在引您的話。您要是沒事，不如去書鋪看看？您的文章正擺在櫃檯上呢。
徐知縣想了想，說：在哪家書鋪？
匯文堂。城東那家大的。
當天下午，徐知縣去了匯文堂。他沒有提前跟任何人打招呼，進門的時候王掌櫃正在櫃檯後面撥算盤，抬頭看見一個四十出頭的男子，穿著一身洗得發白的青色官袍，身形偏瘦，走進來之後先在門口站定，目光掃了一圈店內的佈局，然後走向了那排寫著時文新刊的架子。他在架子前站了一會兒，伸手拿起了最上面一份報紙——上面印著他自己那篇文章的轉載版。他翻了一頁，看了看排版，然後放下了。
王掌櫃已經注意到他了。他從櫃檯後面走出來，不緊不慢地走到徐知縣旁邊，說了一句：您是來找自己的文章？
徐知縣轉過頭看他：您認識我？
我賣書的。見過文章，沒見過人。剛才您拿報紙的動作跟別人不一樣——別人拿起來是先看標題，您是先從中間翻起。王掌櫃說，翻中間的人通常不是讀者，是作者。文章寫到一半改過位置的人，才會習慣從中間開始檢查。
徐知縣沉默了一下，說：您觀察得細。
做了四十年書商，練出來的。
徐知縣沒有繼續看那摞報紙。他把報紙放回原處，問了一句：我聽說有兩派都在引我這篇文章。您這兒有他們寫的回應嗎？
王掌櫃帶他走到了另外兩排書架前，指了指上面排著的兩摞書和旁邊的報紙剪報冊：左邊這些是崇實派的，右邊這些是守經派的。您的文章被兩邊各引用了一次。那邊有剪報冊，您可以翻翻看，看看他們是怎麼引的。
徐知縣沒有立刻翻。他站在原地，視線在左右兩邊來回移了一下，然後說了一句：他們引我文章的時候，有沒有人問過我本人是怎麼想的？
王掌櫃答：目前還沒有。他們都在引您的文章。
徐知縣點了點頭，沒有繼續問下去。他轉身走出了匯文堂。但在出門之前他停了一步，回頭問了一句：掌櫃的，如果有人來問您我是誰，您會告訴他們嗎？
王掌櫃想了想，說：有人問，我就說今天來了一位客人，翻了一下報紙就走了，沒有留下姓名。
多謝。
徐知縣走出匯文堂之後沒有回驛館，而是沿著街走了一段路。他走到一家茶館門口的時候停住了腳，因為茶館門口貼著一張告示，寫著明日午時，崇實派與守經派同臺論辯，歡迎列席。他看了一眼那張告示，沒有進門，繼續往前走了。
他回到驛館之後，坐在自己那間小屋裡，面前攤著白天從通政司領回的材料。他翻了兩頁，又放下了。他想起白天在匯文堂看到的場景——左邊一排書，右邊一排書，中間隔著一條走道。兩邊都在引他說過的話，但兩邊引完之後得出的結論截然不同。他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如果兩邊都在用他的話說各自的事，那他說的話本身，還能不能被他自己的意思重新裝回去？
第二天午時，茶館裡的論辯開始了。徐知縣沒有去。他坐在驛館裡，把那份自己寫的水渠文章重新抄了一遍。抄完之後他在末尾加了一句話：我站在渠邊量水的時候，手裡沒有拿任何一本書。量完之後寫文章的時候，手裡也沒有拿任何一本書。有人問我是崇實還是守經——我哪派都不站。我只站。實是渠邊的水，是量水的尺，是分水的時辰表。不是哪一本書裡的句子。
他寫完這句話之後，把文章摺好放進信封，沒有署名，沒有留地址，只寫了京華簡報編輯收。然後他出門把信投進了驛館門口的信筒裡。他投信的動作很輕，像是把一件自己已經確認過的事情放到了它該去的地方。
當天傍晚，京華簡報的編輯拆開那封信。他看完之後坐了一會兒，然後把信紙拿給排版的人，說了一句：明天頭版角落，登這個。
信上沒有署名，沒有頭銜，只有一位知縣四個字。編輯部決定保留這個表述，不再做進一步補充。
當天夜裡，茶館裡的那場論辯結束之後，有人議論說那位知縣今天沒來。旁邊的人問你怎麼知道他沒來因為他如果來了，至少會坐在中間那排。那個中間那排的位置在當天並沒有坐滿，空著幾把椅子，像是專門給還沒選邊的人留的。有人在散場後經過那排空椅子時停了一下，但沒有人坐下來。信已經從驛館門口的信筒裡被取走了，正在被分揀、登記、送往京華簡報的排版間。明天的報紙印出來之後，會有人讀到那行字。那天晚上，王掌櫃在關店之前把放在架子最高處的一本舊抄本取了下來，翻開看了看第一頁，又合上了。他拿著那本舊抄本站了片刻，像是在等一個合適的時機把它放到一個更容易被人發現的位置上。窗外夜色已經深了，匯文堂的門板上透進來的月光在地上投出一道細長的亮痕。書架上最上面那層空出了一個位置，像是有人剛剛拿走了什麼，又像是有人正在考慮要不要把它放回原處，只是還沒有做出決定。
